就这样，加尔文用一只手洗刷掉塞维特斯遇害的个人责任，用另一只手制造了他所能制造的最好的证明以开脱“当局”的罪责。象通常一样，当他不得不为镇压辩护时，他就振振有词了。加尔文如此争辩说——允许每个人畅所欲言，最为不智，因为伊壁鸠鲁的信徒、无神论者和蔑视上帝者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只能宣告真正的(即日内瓦)的教条，不能宣告其它的教条。这样的审查制度并不意味着限制自由(不宽容的暴君往往就是这样千第一律地求助于逻辑上的谬论)。“这不是想缚住教会的手脚，而是想阻止那些居心不良的作家公开地撒播他们心里的想法。”那些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不让他们发表同独裁者不一致意见的人们，是不会屈服于任何高伍统治的，即使我们相信加尔文和他的应声虫的话也罢。他们受到了应得的待遇，树立榜样是“为了对上帝更大的崇拜”。
加尔文不得不为自己的弱点——对异端的镇压辩护，这样的行为是新教教会很久以前就从天主教教会那里抄袭过来的。争论问题的核心在于：究竟掌握实权的人是否有权杀掉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在塞维特斯事件中，加尔文从一开始就坚持这一权力，他现在要干的就是为他的行动辩护。他自然而然地到《圣经》里去寻找证明。他竭力表明自己是根据“更高的委托”的条款办事、服从于“神圣的命令”的。这所谓的更高的委托、神圣的命令使得他要把塞维特斯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掉。可是他在《圣经》中找不到今人心服的例子，因为《圣经》没有系统地阐述过“异端”的概念，只涉及“渎神”。而现在，在火焰之中，塞维特斯仍继续呼喊着耶稣的名字，那肯定他从来不是一个无神话者。加尔文总是急于引证《圣经》中任何可能为他的行动服务的章节，宣称连根除掉所有颠覆当局(即他自己)意见的人是“当局”应担负的“神圣的责任”。“正象一个人，当上帝的教堂遭到玷污，或者当他的追随者背叛上帝时，他如果不拔剑相向，就该受到责备。如果一位红衣主教竞如此胆怯：当恶行加于宗教时，他闭上双眼，这是何等糟糕啊!”当局的手中拿着剑，他们很可能“为了上帝的荣誉”而使用这把剑。因为，以“虔诚的信徒”的名义所采取的行动早就证明是正当的。要保卫正统的宗教，保卫真正的信仰，人与人之间的血亲关系，以及支配着人类的仁慈只能随之完结。当撒旦驱使人们抛弃“真”的宗教时，你就必须消灭他们，即使他们是你最亲密的追随者也罢。(我们读时为之发抖)“假如人们不喜欢上帝为人类在各方面作出的好事，人们就一点都不把光荣——这份光荣唯上帝当之无愧——归诸于他。当人们为自己的光荣去搏斗时，他就毫不顾及亲戚关系、血缘关系、生命问题，他把一切人道、人情味儿都忘得一千二净。”加尔文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为了教义(他的教义)，他只把那些镇压“一切与人有关的”人认为是虔诚的，这就是说，他要镇压每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可怕然而悲剧性的极端论证：一个在其它方面头脑十分清晰的思想家和渊博的宗教家会因狂热和盲目而走得多远。一旦他的朋友、兄弟和血亲在教义的最枝节问题上持有不同于新教宗教法庭的意见的时候，他会心甘情愿地把他们交给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加尔文唯恐其它人会否定如此野蛮的斗争，就求助于他最后的和最喜爱的手段：恐怖。他宣称，任何人，不管是为一个异端辩护或被控告为一个异端，它本身就犯了异端罪，应予惩罚。因为加尔文不能容忍相反的意见，他提出要恐吓那些可能转而反对他的人，用塞维特斯的下场去威胁那些罪人。如果他们不能钳口结舌，就送他们上火刑柱。加尔文希望一劳永逸地从杀害塞维特斯这个伤脑筋的问题中脱身出来。这件事必须结束。
但是，不管加尔文如何怒不可遏，如何喋喋不休地向世界为自己开脱，对屠杀的谴责一直不能平息下来。加尔文的辩护书，连同他坚持要追猎异端的叫嚣，给人曾下了很坏的印象。连最好的新教徒对在他们自己的教会里建立一个罗马天主教式的宗教的前景也感到毛骨悚然，有些人宣称，这样一个荒谬的论点如果由市行政会提出，而不是由一个上帝的传教士、一个上帝的仆人提出，还比较不讨人嫌些。泽钦特斯，伯尔尼城的公务员，后来是卡斯特利奥忠诚的朋友和保护人，拿定主意写了一封私人信给加尔文表明他的态度：“我声明，我也是那些要尽可能地限制因信仰分歧而处人以极刑的权力的人们中的一员，只有那些错误是蓄意的、经过深思熟虑后所犯的才例外。是什么使我对这类事情作出这样的判断呢?不是从《圣经》中摘录下来可用于反对暴力的章节，而是在此地，在伯尔尼所看到的再洗礼派的胡作妄为。我亲眼看到一个八十岁的妇人，同她的女儿，一个有六个孩子的母亲一起，被拖到绞台上。这两个妇女没有犯别的罪，只不过拒绝让婴儿受洗。根据这样一个事件，我深怕司法当局可能不会在你要想确立的范围内行事，深怕他们会把小错当成大罪。因此，我相信，当局如果贤明，就应多在仁慈方面考虑而不要急于诉诸刀剑。我宁愿流尽我自己的血，也不愿沾上一个人的血，如果此人没有干过该受死刑的坏事的话。”
这就是在一个狂热的年代里，一个低级市行政官员所说的话。有很多的人和他的观点相同，但认为不宜出口。甚至这可敬的泽钦维特，也与他的老师鹿特丹的伊拉兹马斯不同，在当时的争论中明确地站在一边。泽钦维特谦卑地通知加尔文，他不打算公开抗议。“我将不涉足于竞技场，除非我的良心驱使我这样干。我宁愿在我的良心允许的范囤内保持沉默，不去激起争论而伤害任何人。”一个人道主义气质的人是太易于听任事件摆布的，这样就使暴力有机可乘。几乎所有的人道主义者的表现和这杰出然而温和的泽钦维特相同。他们保持缄默。这些人道主义者、教士和学者们，有的憎恨公开争吵，有的深恐如果不(伪善地)宣称处决塞维特斯是一件值得赞美的功绩的话，自己会被怀疑为异端。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方，看来好象所有的人都服从于加尔文荒谬的要求，主张将持异议者处决。然而，出乎意料之外，一个声音，一个加尔文十分熟悉但是深恶痛绝的声音出现了，它以侵犯人道为名，谴责加尔文应对杀害米圭尔·塞维特斯负责。这就是卡斯特利奥平静的声音。他从来也没有被那日内瓦的独裁者的威胁所吓倒;为了拯救无数其它人的生命，他毅然决然甘冒生命危险。
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斗士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热情地投入纷争的，而是那些长时期犹豫的人们。因为后者爱好和平，又因为他们的决定是慢慢形成的。一直到他们竭尽一切可能去了解并认识到求助于权力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才不高兴地拒绝强加于他们的地位，集合起来自卫。但是，那些最难决定战斗行动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间最不可动摇的。卡斯特利奥就是这样的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不爱斗争。妥协的方法更合他温和敦厚的宗教天性。就象他精神上的前辈伊拉兹马斯，他知道真理是有许多面的，不管是尘世的还是神圣的，甚至他最重要的一篇著作(一五六二年写成但到现在才印行)，公认为重要的命题《论怀疑的诡计》也不是偶然的，卡斯特利奥不停的自我反省，完全不会使他成为一个怀疑论者;他谨慎小心，更多地考虑别人的意见;他宁愿缄默也不愿过早干预一场不相干的争吵。为了内心的自由，他自动放弃了公职和高位;之后，他退出政治生活，宁愿献身于宗教上创造性的事业：把《圣经》译为拉丁文和法文。他在巴塞尔，这最后的宗教自由的国中之国安了一个安静的家。在巴塞尔的大学里依然保存着伊拉兹马斯的遗物，为了这个理由，那些过去的泛欧洲运动的幸存者都逃到那里，以逃避宗教独裁者的迫害。在巴塞尔还住着卡尔斯塔迪，他被路德从德国放逐出来;伯纳丁诺·奥钦纳，罗马宗教法庭在意大利境外追猎他;卡斯特利奥，被加尔文从日内瓦逐出;雷吕斯·素西努斯和科吕斯.赛肯达斯.特利赛;还有低地国家的放逐者，以化名为掩护，再洗礼派的戴维·乔立斯。共同的命运，共同地反对迫害，把这些流亡者带到了一起。虽然在宗教事实上他们彼此都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但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在结成友谊前不必在教义的每一细节都取得一致。形形色色的独裁者既对他们的思想也对他们的身体行使权力，他们与独裁者一刀两断之后，就在巴塞尔过着一种安静隐居的生活。他们不向外界送传单和小册子，他们不发表会引起争论的演说，他们不拉派结党。使他们空前团结在一起的是痛苦。那些在精神领域，同样也在肉体领域日益加强的独裁权力使他们感到痛苦。寂寞的“规劝者”(就象任何反对实行教义恐怖的人后来这样自称的)是根据和平、博爱联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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