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显示了他高瞻远瞩的逻辑性，也暴露了他深思熟虑的目标。“当我第一次来到这教堂”，他后来写道，“日内瓦的宗教活动已停顿了。人们在那儿讲道，那就是一切了。他们收缴并焚烧圣像，但与宗教改革名不副实。所有的事都乱了套。”加尔文是一个天生的组织者，厌恶混乱。他的天性象数学那样精确，他憎恶任何不规则和无系统。任何人如希望教育人民去接受一个新的信仰，必须使人民了解他们已经声明信仰的。他们一定要能够清楚地辨明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精神的王国同尘世的王国一样，需要有明确的界限和法律。不出三个月，加尔文提交给日内瓦市行政会一整套教义问答手册。它包括新教规的原则共二十一款，阐述得十分精确、通俗、朴实。这本教义问答手册和忏悔书，可以说是新教的十诫，被市行政会原则上接受了。
但加尔文并不满足于半心半意地接受教义，他坚持要人民无保留地服从，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也罢。他认为，光是系统地阐述一下教规仍是不够的，因为那可能让个人留下一定程度的自由，决定他是否和在什么范围内照办。加尔文从来不是一个在原则问题或者日常生活方面能容忍自由的人。在宗教和精神事务方面，他丝毫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平等地交换意见;在个人信仰方面决不同人休战。他认为教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要求所有的人服从，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并象惩罚公开的反抗一样野蛮地惩罚那些持冷漠态度的人。“别人可能有其它的想法，但我自己不相信我们的职责仅局限于如此狭仄的范围之内，以至于认为，当我们宣讲了训诫，我们就已尽了我们的全部责任，便可以袖手旁观让事物自行发展了。”加尔文的教义问答手册不仅为真正的信徒奠定了指导的路线，而且有系统地阐明了自治城的法律。他要求市行政会强迫日内瓦城的自由市民逐个宣誓，公开接受这一忏悔书。他们被几十个人一组带到长老之前，就好象将小学生带到老师之前一样。他们来到大教堂，由城秘书向他们大声宣读教义问答手册，接着，他们举手宣誓，要无保留地接受手册。任何人，如果拒绝宣誓，将被立即驱逐出城。这清楚地、永远地表明：从即日起，要在日内瓦城墙里生活的自由市民，在宗教事务上没有人敢冒风险，同加尔文的要求和观点有丝毫的分歧。在这个行政区域里，要求“基督教徒的自由”，要求把宗教当作按个人的良心办事的时期已结束了。理性观念战胜了宗教改革的精神气质、法律战胜了精神。现在，加尔文已进了城，在日内瓦将不复有自由。个人的意志统治了一切。
没有武力，独裁就不能想象，也站不住脚。无论谁要保持权力，一定要把权力的工具掌握在手中：想要统治，一定要有用刑的权力。任命加尔文的决议，并未授权他可以将触犯教规的自由市民逐出日内瓦。市行政会议员只任命他为“圣经宣讲员”，他可以向信徒阐述圣经;他们只任命他为传教士，他可以讲道，可以引导全体教徒走向真正的信仰。他们认为自己手中还保留着用刑之权。是他们，而不是加尔文或者任何一个传教士，要对自由市民的行为负责。路德、兹温格里，或任何其他改革者，在这以前都未曾试图夺取过那保留在市行政当局手中的权力。加尔文生来是一个独裁主义者，他立即着手使市行政会成为只执行他的命令和法令的机构。由于他没有合法的权力去干那样的事，他用开除教籍的方法为自己建立权力。他灵机一动，把“圣餐”的宗教神秘，变成推进他个人权力，并对他的放手施加压力的一种方法。在一段时间内，加尔文主义的传教士决定只让道德行为令人满意的人参加上帝的圣餐。如果传教士拒绝让一个人参加上帝的圣餐，此人从此就被黜出教门，也将被开除市籍。这一新武器威力无比。谁也不准再同那犯错误的人说话，按小学生的说法，没人再同他来往了。谁也不能卖东西给他或向他买东西。这样，这一开始看来是纯宗教的手段，应由教会当局处理的，就变为社会的和商业的抵制了。如果宣布对一个人实行抵制后，此人还不投降，还拒绝公开检讨罪行，加尔文就对他毫不客气，下令将他流放。虽然是最受尊敬的公民，一旦为加尔文所厌恶而成了加尔文的敌人，就不能再在日内瓦容身。无论是谁，如果公开同加尔文持有不同意见，他虽生之日，犹死之年。
这些可怕的权力使加尔文得以消灭任何敢冒险对抗他的人。他放胆的一击，犹如雷电闪光在手，就获得了日内瓦大主教从来没有控制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受到挑战。天主教会内有一个自较低到较高直至最高地位没完没了的各级僧侣统治当局，在教会直接决定开除它的信徒之前，可以向他们提出上诉。开除教籍是一个超个人的行动，完全不属于个人的专断权力。但是加尔文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在实行他的权力意志时更为冷酷残忍，他轻易地强迫传教士们和宗教法庭就除名一事表态。他把这可怕的开除教籍的威胁作为经常性的惩罚，这样就无限制地增强了他个人的权力。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他预测到恐怖的效果，也猜揣到那些怕遭到同样命运的人的焦虑。加尔文要求每月安排一次圣餐，市行政会好不容易才改为每季度安排一次。但加尔文决不允许从他手里夺走那最强有力的武器——开除教籍并随后驱逐出境。只有动用了这武器，他才能够开始他一直渴望着的战斗——为极权的战斗。
独裁、刻板的教规和好斗劲头的必然增长，这些暂时性好处，是以必须付出许多人的权利作为代价的;新的法律不可避免地冲击了古老的自由;当一个民族觉察到这些之前，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已消逝了。在日内瓦，当几年过去后，公众才逐渐明确了。公民们赞同宗教改革，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他们自愿地集结在市场，举起自己的手表示承认这一新的信仰，但他们对于共和精神的骄做，使得他们对监督他们的巡捕产生反感。他们强烈反对把他们象犯人一样地在城里赶来赶去;强烈反对强迫他们到教堂向加尔文老爷颁发的每条法令宣誓效忠。他们不赞成严格的道德改革，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有可能被剥夺公民权、被流放，而这些仅仅只是因为喝了一杯酒后情绪高涨唱歌取乐;或者只是因为穿的衣服看上去色彩太鲜艳而被加尔文老爷或法里尔老爷认为太奢侈了。人民开始询问：这些僭取如此高位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日内瓦人吗?他们是曾经帮助创造这城市的伟大和财富的那些古老移民的后裔吗?他们是几世纪来和显赫的家族联姻或者血缘相连的久经考验的可信赖的爱国志土吗?不，他们是新来者，从法国亡命而来，人民殷勤地接待他们，向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栖身之所，以及高官。这来自邻国的税吏的儿子为他自己筑了一个温暖的窠，请来了他的兄弟和他的妻舅;而现在他竟然胆敢责骂和欺侮有名望的自由市民了。他，这个法国流亡者，是他们任命了其人以新职，而他竟擅自制订了关于谁可以和谁不可以在日内瓦居住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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