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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留学日记_胡适【完结】(110)

  周烈王四年(西历前三七二),四月二日,生于邹。

  三岁,父激卒,母仇氏育之。稍长,受业子思之门人。

  显王三十三年(西历前三三六),年三十七,应聘至梁,见惠王。

  四十三年(西历前三二六),事齐宣王,为上卿。

  慎靓王四年(西历前三一七)年五十六,母卒。自齐反鲁。

  六年,至齐宣王以为客卿。

  赧王元年(西历前三一四),致为臣而归。

  二年,之宋,又之薛。

  六年,至滕,旋为许行等所挠而归。年六十余矣。

  二十六年(西历前二八九),十一月十五日卒。年八十四。

  右年谱据《圣域述闻》。

  〔适按〕此年谱大不可信。古代史传均不言孟子生死年月,而《圣域述闻》言之确凿如此何也?

  晁公武《读书志》曰:“按韩愈谓《孟子》为其弟子所会集,与岐之言不同(赵岐也)。今考其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夫死然后有谥。孟子所见诸侯,不应皆前死。且惠王元年(烈王六年,西历前三七〇),至平公之卒(周赧王十八年,西历前二九七),凡七十三年。孟子始见,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

  四四、印书原始

  (一)东汉灵帝时,蔡邕校书东观,奏定六经文字,而刻石于太学门外,是为“石经”。汉末,兵火无存。(《通志略》)

  (二)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命雕板”。(《事物原会》)

  (三)唐时书肆已有雕板字书小学印纸。(《文献通考》)

  (四)周世宗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宋史·冯道传》)

  (五)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昇者,为活字板。用泥刻字,火烧令坚。印时,以铁范置板上,而布字于其中。(《事物原会》)

  (六)明时,有毘陵人用铜铅为活字。(《事物原会》)

  四五、叶书山论《中庸》

  《两般秋雨随笔》云:“叶书山庶子谓《中庸》非子思所作。其说云,伪托之书,罅隙有无心而发露者。孔孟皆山东人,论事俱就眼前指点。孔子曰:‘曾谓泰山!’又曰:‘泰山其颓!’孟子曰:‘挟泰山。’又曰:‘登泰山’……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汉都长安,华山在焉。《中庸》引称华山,明明以长安之人指长安之山。”

  第70章 民国四年(1915)八月九日至十一月三日(7)

  四六、姚际恒论《孝经》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论《孝经》:“《汉志》曰:‘《孝经》,张禹传之。’案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经’至‘因地之义’,袭《左传》子太叔述子产之言,惟易‘礼’字为‘孝’字。《圣治章》,‘以顺则逆’至‘凶德’,袭《左传》季文子对鲁宣公之言;‘君子则不然’以下,袭北宫文子论仪之言。《事君章》,‘进思尽忠’二语,袭《左传》士贞子谏晋景公之言。《左传》自张禹所传后始渐行于世,则《孝经》者,盖其时人之所为也。勘其文义,绝类《戴记》中诸篇,如《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之类,同为汉儒之作。后儒以其言孝,特为撮出,因名以《孝经》耳。……”

  四七、读thespiritofjapanesepoetry

  日人野口米次郎着thespiritofjapanesepoetry(《日本诗歌的精神》)--yonenogouchi,吾友韦女士读而喜之,以假余。此君工英文,其书文笔雅洁畅适,极可诵。然似太夸,读之令人不快。

  四八、论宋儒注经

  赵瓯北(翼)《陔馀丛考》论宋儒注经之谬,有可取之处,记其一二:

  (一)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史绳祖《学斋占毕》曰:“利固圣人所不言。至于命与仁,则《论语》中言仁者五十三条,言命者亦不一而足。此岂罕言者?盖‘与’当作‘吾与点也’之‘与’解。”

  〔适按〕此亦不必然。

  (二)孟子去齐宿于昼。

  邢凯《坦斋通编》谓昼当作画。

  (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忽忘,勿助长也。

  倪思谓“正心”二字乃“忘”字之误。谓“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长也”。

  重一“勿忘”字,文更有致。

  〔适按〕此说极有理。原读“而勿正心勿忘”本不通,宋儒强为之说耳。惟适意下“勿忘”二字,乃后人读原抄本者见“正心”二字之误,故为改正,另书“勿忘”二字于原稿本之上(或为眉书,或为夹注)。后又有转抄者,不知“勿忘”即改“勿正心”三字,故于“勿正心”之下又并收“勿忘”二字耳。此项讹误,在西国考据学中名“旁收”(incorporationofmarginalia),乃常见之误也。

  (四)冯妇搏虎章:

  原读“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周密《癸辛杂识》谓当如下读法:

  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

  “士则之”以与下文“其为士者笑之”相对照也。

  〔适按〕原读非不可通,惟“则”字略不顺耳。周读法颇可喜。

  袁枚《随园诗话》亦载两则:

  (一)苏州袁钺,号青溪,解《论语》“唯求则非邦也与”“唯赤则非邦也与”,以为皆夫子之言,非曾点问也。人以为怪,不知何晏古注原本作此解。

  〔适按〕何晏于此两语并无注,惟邢昺疏作如此解。

  (二)宋王旦怒试者解“当仁不让于师”之师字作众字解,以为悖古,不知说本贾逵。

  〔适按〕孔安国、邢昺俱以师作师弟之师解,朱注盖本此耳。

  总之,宋儒注经,其谬误之处固不少,然大率皆有所循。后人不知宋儒集注之功之大,徒知掇拾一二疵瑕以为宋儒诟病,非君子忠厚存心之道也。

  宋儒注经之功,非以之与汉注唐疏两两相比,不能得其真相。汉儒失之迂而谬,唐儒失之繁而奴。宋儒之迂,较之汉儒已为远胜,其荒谬之处亦较少。至于唐人之繁而无当,(邢昺以百八十四字注“学而第一”四字,孔颖达以千六百四十字注“俟我于着乎而”三语)及其不注经而注注之奴性,则宋儒所不为也。

  四九、为朱熹辨诬

  顷见陈蜕遗诗,有《读十五国诗偶及集注》七绝句,录其三首:

  一

  取喻雎鸠因聚处,更无他义待推寻。

  “挚而有别”原非误,负了鸳鸯鸿雁心。

  二

  “此亦淫奔”只四字,莫须有狱较虚心。

  先生史续春秋后,一往闲情如许深!

  三

  “见鳏夫而欲嫁之”,无题竟被后人知。

  锦瑟一篇空想象,何妨武断学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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