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期间, 偶尔收藏了几个火柴盒玩耍，不想美国《生活杂志》的记者来采访，看见了胡适房中这些“藏品”，于是这位记者撰稿时大笔一挥在采访照片上题注：“火柴收藏家胡适”。记者此举本想博人眼球，没想到给胡适的“爱好”做了软广告，世界各地的读者纷纷给胡适寄去各种各样的火柴盒，美国的火花收藏家们和火柴生产商寄来了大批的火柴盒——读者和收藏家们纯粹是出于对胡适的喜爱和尊敬才这么做，火柴生产商则是想用胡适的盛名进行宣传。
一时间，胡适的住处到处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火柴盒，胡适不得不跳出来声明“够了”，谁知火柴生产商并不肯歇手，反而变本加厉加大了寄火柴盒的力度，搞得胡适叫苦不迭却又无可奈何。
事事都有个度，同样的事情，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来做，效果是决然不同的。红袖添香本是读书人都向往的雅事，然而若你在潜心读书撰文时，这位佳人总是不合时宜地添茶倒水，三分钟打扰一次，两分种制造点儿动静，想必这份高雅的清福不是人人都享受得了的。
不合时宜地帮助人，并不能拉近人与人的感情，接受的一方不但不会心生感激，还会深感困扰，所以助人一定要拿捏好分寸，急人之所急，才会使人心生感激。
美国人贝莉在她生儿子时和一名叫安的妇女住在同一个病房。贝莉的父亲是个开花店的，每天都给她按时送来一大束鲜艳的玫瑰花。而那个叫安的妇女，却总是一个人孤寂地待在病房里，从来没收到过一朵花，也没人来看望她。当贝莉第七次收到鲜花时，她感到很不安，为她从安的眼睛里所看到的忧伤和郁闷而不安。
于是，当她的父亲再次看望她时，她叮嘱父亲也给安带束鲜花。吃完晚餐，鲜花就送来了。
“这次是给你的。”贝莉将一大捧娇艳欲滴的玫瑰花送到安的怀抱。安凝视着鲜花，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并深情地说了声：“谢谢!”
30年过去了，贝莉早已忘记了这件事，忘了她曾经送花给一个妇女。然而这时，不幸降临了，贝莉的儿子被癌症夺走了生命。报上登了讣告，悲哀的心情笼罩着这个小家庭。在丧礼上，一个邮差送来了一小瓶娇艳欲滴的花束。卡片上写着她儿子的名字：“献给约翰——和你同一天出生在纪念医院中的孩子和她的母亲谨上。”
贝莉望着那只小花瓶，这才认出是30年前那位忧郁的妇女的。贝莉的内心突然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贝莉一辈子送出了无数束鲜花，接受的人往往都为花朵的芬芳艳丽所欣喜，随即弃之记忆不起眼的角落。唯有30年前的那束玫瑰，被人镌刻在生命里，仅仅是因为它出现在一个人最脆弱、最需要抚慰的时刻。
胡适总会伸出热情的手，去帮助真正需要关怀和帮助的人，他知道他的帮助会给那些人带来怎样的惊喜与安慰。这种困境中的帮助不会被时间的流沙淹没遗忘，它会成为一株玫瑰在一个人的心里扎根。
(本章完)
第36章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第八章3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我对于一切青年人的劝告是有几分证据，才说几分的话。有一分证据，只可以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只可以说三分的话。
——《胡适全集》
古人常说，谨言慎行，做事要谨慎，说话也要思虑过后再出口。世上的事情，本就真假难辨，亲眼看到的尚不可信，没有亲眼所见的事情，更不可多说、胡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看似容易，行之则难，一来人们说话总喜欢渲染，不知不觉就会把事实夸大，二来人们为了达到种种目的会忽视言语不实的危害。这种例子在今日很是长见，在民国时代也时有发生。
1919年，北大要进行关于文理合并的改革，理科的秦景阳建议用教务长取代学长，蔡元培对此建议进行了多方的思考和探究，但是还没有决定采纳实施。就在此时，一家报纸刊载出了一篇通讯，说胡适、陈独秀、陶孟和、刘半农等人因思想激烈之故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辞职去了天津，态度消极。胡适三人与校长据理力争才勉强保住了职位。胡适等人名气很大，文章一出立刻被各地报刊转载，流言四起。
这篇有“先见之明”的通讯的作者，是北大学生张厚载。
张厚载其人，胡适并不陌生。张厚载曾经是林琴南的学生，林琴南与新文化运动中人论战时，此君为林氏牵马坠鞍，并时常添油加醋地报告一些北大内情。
流言越传越离谱，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给北大内部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不得已，胡适专门登报声明： “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还说陈先生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越传越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随即，蔡元培和北大评议会以“恶意损坏学校名誉”、“屡劝不改”等理由将学生张厚载开除学籍。
此时，距离张厚载毕业只有几个月了。道听途说之辞，真假难辨。张厚载轻信传言而大肆传播，竟然丢掉了唾手可得的毕业证，教训之深，叫人为之扼腕。
胡适一生在学术、政治中周旋，处处小心，说话尤其谨慎，少了许多麻烦上身。但是以胡适之谨慎，依然也犯下过道听途说、妄下结论的错误。
据《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载，1961年一个春天的周末，钱思亮夫妇晚饭后来胡适家聊天。胡适那天心情很好，讲了许多名人的趣事，他提到了翁文灏、李四光、陈寅恪等人，还谈到了冯友兰。
胡适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一百三十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一九五○年(此时中美关系已经中断，应是胡适误记)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时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
在胡适的言辞间，冯友兰人颇吝啬，俨然一个小气的商贩，事实果真如此吗?
宗璞为怀念父亲冯友兰先生而于1992年撰写《三松堂岁暮二三事》一文，其中提到了冰箱的下落：
“回想起来，父亲和母亲一生自奉甚俭，对公益之事总是很热心的。1948年父亲从美国回来，带回一个电冰箱，当时是清华园中唯一的，大概北京城也不多。知道校医院需要，立即捐出。近年又向家乡唐河县图书馆和祁仪镇中学各捐赠一万元。款项虽小，也算是为文教事业做出的小小的呐喊吧。”
以冯友兰学人身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必然想不到去做买卖，买冰箱自然是为了生活方面。而且，这冰箱最后他也没有留用，而是捐献给了清华大学医院。所谓人言可畏，传到胡适的耳中，冰箱成了赚大钱的工具，而且一台变成了三台。一个勤俭、热心为公的老人，被传言扭曲成了吝啬利己的小人。而胡适，在毫无感觉的情况下成了谣言的传播者，若他得见宗璞的文章，不知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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