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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人生智慧书_闫晗【完结】(27)

  有人认为,胡适喜欢与人攀老乡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常言道,朝中有人好办事,人脉好确实能增添许多方便。但是,乐于与人交往并不仅仅能得到这方面的所谓“好处”,每天走出门去,与人们友善地打声招呼聊天,生活会多许多乐趣。例如胡适,当他走到徽菜馆里迎头听一声“绩溪老倌”的时候,心中岂不是增添了许多温暖?很多人不擅长与人交往,甚至畏惧与人打交道,那是封闭了自己的生活空间,把自己隔离在了世界之外。唯有学会与人相处,才能享受生活更多的快乐。

  1960年10月的一天,在美国一家报社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任务单上,科宁斯看到一行字:科宁斯——采访埃莉诺?罗斯福。埃莉诺?罗斯福是联合国外交家,人道主义者,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夫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受人敬佩的妇女之一。

  科宁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把那一行字看了几遍。这不是非分之想吧?科宁斯成为《西部报》报社成员才几个月,还是一个新手呢,怎么会给他如此重要的任务呢?科宁斯拔腿去找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停住手中的活,冲科宁斯一笑:“没错,我们很欣赏你采访那位哈伍德教授的表现,所以派给你这个重要任务。后天只管把采访报道送到我办公室来就是了,祝你好运,小伙子!”

  “祝你好运”,说得轻巧,科宁斯觉得自己即将面对的是前总统夫人,她不但曾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共度春秋,而且有过不凡之举,而科宁斯觉得自己只是个毫无名气的毛头小伙子。

  科宁斯急匆匆地奔进图书馆,寻找所需要的资料。科宁斯认真地将要提的问题依次排序,力图使其中至少有一个不同于她以前回答过的问题。最后,科宁斯终于成竹在胸,对即将开始的采访甚至有点迫不及待了。

  采访是在一间布置得格外别致典雅的房中进行的。当科宁斯进去时,这位75岁的老太太已经坐在那里等他了。一看见科宁斯,她马上起身与他握手。她那敏锐的目光,慈祥的笑容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科宁斯在她旁边落座以后,便率先抛出一个自认为别具一格的问题。

  “请问夫人,在您会晤过的人中,您发觉哪一位最有趣?”

  这个问题提得好极了,而且科宁斯早就预估了一下答案:无论她回答的是她的丈夫罗斯福,还是丘吉尔、海伦?凯勒等,科宁斯都能就她选择的人物接二连三地提出问题。

  罗斯福夫人莞尔一笑:“戴维?科宁斯。”

  科宁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选中我,开什么玩笑?

  “夫人,”他终于挤出一句话来,“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和一个陌生人会晤并开始交往,这是生活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部分。”她非常感慨地说:“我小时候总是羞羞答答的,有时甚至到了凡事都缩手缩脚的地步,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天地中。后来我强迫自己欢迎他人进入自己的世界,强迫自己走向生活,终于体会到广交新友是多么使人精神振奋。”

  科宁斯对罗斯福夫人一个小时的采访转眼结束了。她在一开始就使他感到轻松自如,整个过程中,他无拘无束,十分满意。

  这篇采访报道见报后获得全美学生新闻报道奖。然而,科宁斯最重要的收获是:罗斯福夫人教给他的人生哲学——广交新友,走向生活。多年来,这一直是科宁斯的座右铭。

  我们生活在人的海洋中,天天都要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不要总把自己摒弃于人群之外,那样不现实,自己也孤独。胡适一生喜爱交朋友,他对每个人都大胆地敞开自己的心灵。你可能会想,我不像胡适那样善于应酬,其实与人交往并不是什么难事,几句话说过后,你会发现,原来可聊的话题那么多,原来对方也这么希望有你这样一位有趣的朋友。

  生活因为有了许许多多的朋友而不孤单,生命因为有了开放的心态而不狭隘。多结交朋友会使你有机会聆听不同生命的声响,世界在你眼中也会不再那么枯燥无味,而是温暖、和谐,充满韵律。

  (本章完)

  第39章 朋友不分贵贱

  第九章2 朋友不分贵贱

  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南方人有才呀!你身居茅屋,心怀天下,是难得的一片赤子之心。

  ——《胡适的谦和雅量》

  人人都希望有真挚的友情,友情如甘露滋养干涸的心灵,如美妙的音乐填满心灵的寂寞。友情不能用金钱度量,于利益无关。所谓友情,是平等的人们之间离开了利益关系的交易。真正了解友情的真味的人,不会因为一个人道德低下有高贵的身份地位就极力去巴结,也不会因为一个人有高贵的灵魂却生活困窘而不屑一顾。

  1960年,胡适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台大医院。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在邻室住院,一天,梅贻琦的夫人送芝麻饼请胡适吃。胡适拿着饼兴高采烈地到梅贻琦的病房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的杰作,你们怎么认识他的?”梅贻琦为老朋友的孩子般的天真哈哈大笑,反问说:“台北那么多卖芝麻饼的,都是你的朋友呀?”

  看到这个故事的人往往会意外,一个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个是背着铅皮桶在台北街头卖芝麻饼的小贩,他们怎么会成了朋友?事情要追溯到1959年。那一年的10月23日,胡适收到了一封来信,写信人署名袁瓞。

  袁瓞是江苏清江人,曾在上海一所中学念到了高中二年级,1949年流落台北,屡屡遭遇坎坷,只得靠卖麻饼为生。尽管生活窘迫,袁瓞却很爱读书,尤其喜欢研究英美政治制度。袁瓞遇到几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向最精通英美政治制度的胡适求教:“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

  一介布衣与素不相识的大学者探讨,袁瓞对胡适是否会回应没有抱多大希望。然而仅仅两天后他就收到了回信:

  袁瓞先生:

  谢谢你10月23日的长信。

  我细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地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尔在1945年离开顿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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