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一方面在表面上麻痹鳌拜，一方面选择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练习扑击之术。1669年5月，康熙决定采取行动。他首先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派出，削弱鳌拜的势力，然后派人将鳌拜召入宫中擒获。鳌拜的党羽在此之后也被一一擒拿。
在对待鳌拜的处理上，再次显示了康熙的睿智。他下诏说：“鳌拜愚悖无知，诚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战功，贷其死，籍贯没拘禁。” 也就是说，鳌拜因立过许多战功，所以免于一死而终身监禁。对于其党羽也给予了不同的处罚。同时恢复了苏克萨哈的职位。这种措施稳定了朝局。
康熙剪除鳌拜后，废除了辅政体制，收回了朱批大权。自此才真正开始了亲政。
康乾盛世的开启--康熙的宽仁之治
康熙亲政后，清朝内部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但是，国内形势仍然十分险恶。南方的三藩割据，西北噶尔丹的反叛，台湾郑氏的割据等等，都摆在康熙的面前。深谋远虑的康熙凭着自己超凡的胆略，在良臣的辅佐下，开创了盛世王朝。
在治国之本上，康熙选择了儒家思想。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0页)。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信奉儒家思想的康熙因受祖母的影响，对佛家思想亦有所研究。每当天下发生灾祸，康熙常常视为对当政者的警示。比如康熙十八年发生地震，康熙下诏说：“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因此要求臣下自省，廉洁。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康熙下诏说，这都是由于自己缺少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而造成的。
在政治上，康熙進一步加强了皇权。他表示“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为此，他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康熙将用人之权、奖惩之权亲自控制，不许大臣干预;并设立密奏制度，以广泛体察下情。这种统治方式为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并为清朝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帝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着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将内三院改为内阁，从此内阁作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征，其地位稳定下来并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开始纂修《大清会典》。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从此，清朝官僚政治的运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实现了政治运作的规范化。
在用人方面，康熙任人唯贤，任用了一大批敢于直言的清官。康熙在用人方面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比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说：“尧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业业，不敢谓己治已安。汉文帝亦古之贤王，贾谊犹指陈得失，直言切谏。今但云主圣臣贤，政治无阙，岂国家果无一事可言耶?” 他要求大臣们尽心职业，视国事如家事。
在经济上，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其一，是废止“圈田令”，即废止满清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其二，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其三，实行更名地政策。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原种之人，令其耕种”，永为世业，号为“更名田”。这些农民成为自耕农。这一政策将直隶、山东、山西、湖广、陕西、甘肃等地废藩田改为民地，自耕农大量出现。其四，改革赋役制度。1646年(顺治三年)，清廷以明万历时旧籍为准，着手编纂《赋役全书》，到1657年(顺治十四年)完成。1685 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删除全书上的田赋尾数，重新编成《简明赋役全书》。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滥派和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在催征办法上也不断改变，如从发给花户“由单”到“串票”(二、三、四联等串票)，再到“滚单”等。
此外，康熙还重视兴修水利，大力修治黄河，终将“淮黄故道，次第修复”，暂时缓和了黄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胁，保证了百姓的耕种。
在军事上，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以德服人的统一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清圣祖实录》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康熙在缜密谋划之后平定了三藩之乱;遏制了沙俄的扩张，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武力平定割据台湾的郑氏家族，使台湾回归;康熙还亲征新疆准噶尔，击败噶尔丹，使蒙古土尔扈特臣服清朝。
在文化上，康熙强调兴礼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
在康熙倡导之下，编成了收字四万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以及一百八十卷的《大清会典》，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韵府》，一百二十卷的《历代题画诗类》，九百卷的《全唐诗》，还策划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
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康熙帝以抚慰为主，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比如土尔扈特蒙古虽然受到沙皇俄国的控制，但仍心向中央政府，多次派人奉表入贡。
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册封达赖政策外，还派兵于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间入藏，击败了占据西藏的准噶尔叛军。此后，清政府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分理前后藏事务。
康熙帝的功绩
* 康熙之治下的繁荣
康熙在位六十年，其文治武功都无与伦比，并开启了康乾盛世，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最富庶的帝国。经过其治理，到康熙中叶以后，清朝社会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富足。时人称，“士敦诗礼，民安耕凿，萑苻夜息，桁杨昼静，行旅歌于途，商贾嬉于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乡，欣欣蒸蒸，无远弗及”(《清圣祖实录》卷300，跋)。各个地方志的记载是“颇多开熟，村烟相接，鸡犬相闻” ，“环河洛间无旷土，无游民” 。清代人口的增长也很迅速。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数字是1913万。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为2462万。这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而这一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康熙帝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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