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东三省易帜，奉系张学良通电称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管辖，中华民国的统一到此实现。
苏俄和中共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
在国民党顺应民心，继续北伐之际，中共却在苏俄的授意下，公开背叛了北伐和国民革命。为什么说中共背叛了北伐和国民革命呢?众所周知，十几年的军阀割据和战争使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倒退，外交软弱，而老百姓更是身受其苦，颠沛流离。国民党北伐的目地就是顺应民意，结束割据局面，统一全国，这自然受到广泛的欢迎。但是，苏俄和中共担心国民党北伐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将给力量仍处于弱势的中共带来致命危险，因此在一开始，就竭尽全力反对北伐。当反对不成时便利用北伐发动共产革命，继而破坏北伐。(前文已经介绍)
当依旧达不到目地时，中共就在苏俄的指使下走向了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中共的这些行为是逆天意和人心的，而由此中共蜕变成了一个农民造反党，并不断书写着其血腥、残暴，充斥着谎言的发展历史。
中共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的具体表现如下：
一、中共在苏俄授意下，命令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其目地就是借助国民党发展自身的实力。因此，他们在加入国民党后，并没有遵循国民党党纲，没有遵循曾经对孙中山许下的不批评国民党和不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承诺，而且，逐渐攫取国民党党内权力;特别在国民党二大上，基本攫取了国民党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当国民党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决意北伐后，中共利用这个机会，在刚刚建立了国民革命新政权的后方，发动土地革命，煽动农民造反，并一心要造成中共暴民政权和国民革命新政权并存的政治局面，直至取代国民革命新政权。据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罗易称：“1926年11月(北伐出师后四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定了一个新的问题，问题的中心之点是，中国革命从何时开始，将发展为土地革命。”
1927年5月，俄共独裁者斯大林对中共发出了五月指示，7月共产国际也给中共发出了七条指令，针对南京国民党已经“清党”和武汉国民党就要“分共”的严峻形势，指示中共“要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正是在苏俄的指挥下，中共要在北伐胜利后方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的“二月政纲”，以及发动在两湖高叫 “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民运动。
二、中共在苏俄授意下，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的主要手段是建立工农武装，后称红军，准备武装暴乱。
1927 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说：“目前，我们应该刻不容缓的考虑到下列问题：改编军队，建立完全可靠的革命军队，建立军队同工人组织及农民组织之间的联系……应特别注意组织完全可靠的革命农工部队，使共产党员和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渗入到部队中，以肃清反革命分子，建立工人赤卫队。”紧接着斯大林又给中共发来了“五月指示”。这个指示极其明确的说道：“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
中共由此发动了在上海和武汉的武装叛乱。而正是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和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准备武装叛乱的种种指令，以及中共在武汉、上海等地自组工农赤卫队以准备武装叛乱的行动，才最终把汪精卫逼上了决心“驱俄分共”的道路。
中共的上述背叛行动为北伐胜利后建立起的新国民政府，增添了许多乱象和干扰，也迷惑了众多身在迷茫中的人们。同时，在农村，开始了对维持社会稳定的士绅阶层的迫害。
但是，苏俄和中共的企图并没有实现。北伐最终取得了胜利，同时国民党开始清党，并决心重建完全由国民党人掌控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以取代为苏俄操控的武汉政府。此后，中共走上了公开叛乱和叛国的道路，并最终成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最初的发展
前文已经提及，北伐胜利后，1928年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开会。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军政、训政、宪政是建国的三阶段。
11 日议决训政时期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逐渐实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国家的政权和治权完全属于国民党，“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训政时期开始。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8日，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任蒋介石、谭延闓、胡汉民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任主席。谭延闓、胡汉民、王宠惠、戴传贤、蔡元培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院长，五院组织法亦陆续公布。10月10日，新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及各委员宣誓就职。随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及十部长就职，司法、立法两院亦陆续成立。
此外，除中央建立五院制的政府外，地方实行省、县二级制，以县为自治单位。
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亦采取了一些措施。
第一，进行币制改革。货币确定以银“元”为单位，并把银元的制造权收归中央。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其它发行银行原有流通市面之钞票，逐渐收回，代以中央银行法币。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专司法币发行及准备金之保管。国内一切公私收付款项，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银币，商号及人民持有银币生银，应兑换法币。此外，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法币对外汇之价值，使国际贸易可自由调整。其作用是稳定了金融;农业开始复苏;而且经济币制的统一，带动地方间的联系，有助于国家维系。此外，财政复苏、资金调度统一，为后来的抗日战争提供了经济保证。
第二，在交通建设方面，兴筑粤汉、浙赣、陇海等重要铁路干道，并修建以南京、兰州为中心的辐射状联省公路。在航空方面，则允许三家航空公司飞行十多条航线的客、货航空运输。同时，还从列强手中逐步收回内河和沿海轮船、水运线。这些措施打通了经济发展的动脉，为此后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实现关税自主。由于清末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一直处于外国人的掌控下。1927年国民政府订定《关税暂行条例》，自行宣布关税自主，但因军事关系而延迟。
1928年，全国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新约》，规定中国关税自主之原则，各国随后也与中国订立新约，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1930年，日本也与中国订立新约，关税自主终得完成。
第四，在农村实行改革，包括生产技术改良方面;农村建设方面;改良土地制度方面和农村金融方面。上述措施对缓和农村经济及其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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