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3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1939 年5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1940 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国民党军队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三、四千人附炮二十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1942 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民党军队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1943年11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一一六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1944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企图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直至伤亡殆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
同年春，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
勿需再举例子了。正是因为国民党军人有着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国民党除了正面战场外，也有相当数量的游击队在敌后战场。台湾资料显示，以1941年初统计数位看，国民党游击队人数是中共军队连同游击队的2.63倍，作战次数是中共全部军队作战总数的402倍。国民党游击队最初多由奉命留在敌后的国军，或由国军干部、地方军人、国民党党务人员所领导的民间武装力量。
必须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战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说不论中央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的“叛军”，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军队。“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战中，中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战的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了。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
国民政府抗战的骄人战绩
如前所述，国民党在整个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每次战斗都给了日军或大或小的打击，并粉碎了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根据1994年大陆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军将领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国民党军队击毙的，只有三人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
1937 年的淞沪抗战，日陆军省公布日军伤亡达四万，同时争取了三个月的有效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此外，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并迫使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
同年10月著名的忻口会战打响。这一仗，歼灭日军四万人，形成了华北战斗中最有利得战局。
1938年3月的台儿庄大战，歼灭日军三万余人，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武汉，功莫大焉。
同年5月开始的武汉会战，敌我鏊战达五个多月之久，歼灭日军二十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国民党军队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中国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1939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日军近五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日军九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国民党军队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着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五千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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