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看中共一直引以为傲的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
1937年，为了阻止日军迅速南下，国民党组织了太原会战。这场战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力，消灭了敌阪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主力，对振奋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陕西的中共也接到了蒋介石伏击日军的命令，但是八路军某部却是在局部抵制了毛泽东连续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这一场战斗，而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极不情愿的“配合”作战，伏击了敌人的辎重、即补给部队而已。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学者就已经在“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第二十一旅团主力”的论文中，论证了八路军伏击的“只是日军预备队一千余人和辎重”，即一支补给部队。中共党史专家们也曾指出，“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型关战斗意义很大，但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至于党中央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方针”，我们完全可以想见。
而百团大战，也绝非象中共吹嘘的那样是一场如何重要的战役，更不是一场大型的战役或大型的会战。台湾198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称：潜入敌后的共军，常分股破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号称“百团大战”，广事宣传。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党史专家认为它基本是“游击战中的运动战，防御战中的進攻战。”而且“百团大战违背了党中央规定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超过了战略防御的限度。”
虽然根据中共的统计，百团大战“战果辉煌”，但奇怪的是，却没有伤亡数位的事实。如果诚如中共宣传的那样，我们不得不对其战果的真实性打个折扣。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说过“中共军队夸大战果、以掩盖准备内战”的话，值得深思。而中共一贯撒谎的做事风格也让我们心中充满了怀疑。
至于说“百团大战违背了党中央规定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我们自然可以明白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是军人的荣誉感和爱国热情，使其组织了一系列对日寇的小规模袭击;另一方面，毛的坚决不准对日寇打大仗、硬仗、运动战，以保存实力的战略方针使其无法真正的行使一个军人的职责。彭为此而具有了历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过一再的批判和斗争，直至含冤而死。说穿了，毛和中共批判甚至斗争彭德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中共已经得以扩张的军事实力，从而给中共带来了继续实行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困难。
彭德怀虽然为他的百团大战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漫长痛苦，但是中共却对外将百团大战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此后，毛和他的中共，在中国人民长期的艰苦抗战中，再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而毛在他的《选集》里记载的所有作战指示和作战方针全是打内战，而不是打外战，都是打国民党，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没有一个高级将领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位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
正是在抗日的幌子下，中共大加招兵买马，只求“打”影响以争取群众，只为保存实力便游而不击，只为给自己抢粮、抢物资、抢武器而小规模的袭击日伪、主要是伪军，只因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战。1939年，自称已经在敌后发展到五十万大军的中共，虽然拥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却从不曾包围过日寇所占领的任何城市。还是那个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富拉基米若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中写道：“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的禁止了。……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当然，中共对侵略者也消极应付，并不排除有一些战斗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还击而已，显然同八路军的实战能力是不相称的。提供给外界的有关八路军和新四军战绩的资料，蓄意夸大了战果，这样，就把准备内战的事实掩盖起来了。”中共上述种种的“抗日”表现，自然对日军没有任何的牵制力量，自然使日军毫无顾忌的继续南攻，从而将几乎全部主力用于对付国民党军队方面。
为了夺取更广大的空间，毛和中共坚持对日作战中的游击战，即在日寇武力达不到的地方，或日寇占领区的无数空隙地带，去占地盘、抢地盘，发展中共武装力量，建立中共农村独裁政权。这样，当抗战胜利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竟拥有了如此之大的“解放区”，而打败了日寇、赢得了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中华民国政府，反而会落到山河破碎、政权分裂的凄凉境地。
其次，在政治上，中共采取无赖加流氓的做法，颠倒黑白，并在舆论上攻击国民党。第一，中共打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号，一方面对外发表支援和歌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抗战的文章;但另一方面，对内开始逐步推行所谓的独立自主原则，推行所谓的革命统一战线(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刻不忘记与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進行斗争，而抗战只不过是中共发展的幌子。在这期间，毛泽东的政治手段更是运用得炉火纯青。虽然一部分中共将领期望抗日，虽然 1937年从苏联归来的王明带来了苏共要求中共真统战抗日的指示，但是随着毛在党内地位的确立，随着中共扩张的初步成功，曾经还需要遮遮掩掩的“假抗日假统战的独立自主原则”逐步得到了中共全党的认同，并随着中共武装力量的壮大，而逐渐公开化，甚至敢明目张胆袭击国民党军队，而非日军。毛在此时对党内所做的指示，还有他写下的所谓“光辉著作”，如“共产党员发刊词”、“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等，均表现了中共反蒋而要進行革命的武装斗争和革命的统一战线，根本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统一战线了。这无疑是对中共在西安事变后所做的所有承诺和保证的公然背叛和绝妙的讽刺。这自然是由中共撒谎、狡诈的本性决定的。
第二，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的政治丑闻在重庆传开时，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的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国民政府也气愤的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正忙于抗战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为了限制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但是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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