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关押的二十九人。……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十九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给她睡觉，并且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的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了一套假口供……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 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仅青年知识份子受到抢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一些娃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一百六十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说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九天，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竟挖出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中央秘书处六十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没有被抢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务…… 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
“一九四三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来往，‘谁也不敢理谁’，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寂静，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整风运动的结果─毛权威的确立和专制统治手段的积累
在中共这场整风运动中，与毛持有异见的人如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错杀了至今尚无确切统计数位的无辜者。
而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历史，在建国后将参与整风运动的自己得力干将刘少奇、高岗等人都先后清洗。而逃亡苏联的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延安的整风运动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习”。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风整人、制造冤假错案和极端残暴残忍;不同的却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如果国民党、蒋介石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也来了这样一场整风运动，也大搞一场深挖共产党特务或其他种种特务的运动，也制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错案，则中华民族大约只有亡国这一条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而不抗战的毛泽东通过这场运动，不仅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而且如海外自由作家凌峰所洞悉的那样：毛通过这场整风运动还为他建政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
高华根据对当时延安传媒，特别对喉舌《解放日报》的研究，认为该报总编辑陆定一和当时的中宣部代部长胡乔木已经建构了毛泽东新闻学的框架，“最显著的特徵是将政治功利性视为新闻学的本质，而否认新闻具有超阶级性属性的观点。”主要有几点：
1，“党性第一”的原则。胡乔木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也就是“党性”要充斥在传媒的每个细胞里。
2，反对“虚假真实性”的原则。陆定一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考虑上面的第一个原则，“事实”和“立场”哪一个重要也显而易见。
3，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原则。他们说：“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一下不发表”，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
4，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在运动初期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时间内，集中报导，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5，新闻保密和分层次的原则。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就是那时开始发行的，这也是领导人的特殊权利之一。
现时一再发出的新闻改革呼声都冲不破这五个框框。
二、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
1， 以政治学习来洗脑。内容是听报告和学习文件：听报告是听领导人报告或传达报告，学习文件有二十二个“干部必读”的文件。中共建国后直到今天还在学习所有领导人的所谓著作。
2， 交代问题和相互揭发。交代问题即所谓“向党交心”;相互揭发则以“小广播”为题，包括党的机密，对国内外大事、本单位等有背离中央精神的私下议论，人们一下陷入“红色恐怖”之中。
3， 建立干部档案制度。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要他们写自传，详细填写履历表，存入档案，而且要反覆写，看有没有漏洞和矛盾。还要写“反省”笔记，并且建立抽查制度。中共建政后发展为要写每个阶段的思想小结，然后组织评定，存入档案。
4，等级制度逐步完善。王实味当时已经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大、中、小灶制度一九四○年就在全党推行。接着还有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以及领导干部的保卫制度等等。领导干部一旦犯政治错误，他们享有的特权也随着消失，因此助长他们倒向权势而昧于事实和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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