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在军事上，毛使用了绝不用来打日本的“运动仗”，即“人海战术”。1946年7月20日，毛在向他的军队指示说：“战胜蒋介石的方法，一般的是运动战。”这与他在八年抗战中坚决不准其军队打运动战，只许打游击战，实际是“游而不击”，可谓“大异其趣”。同年10月1日，毛更進一步指示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的歼敌。不论在战略上，战术上，都是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指挥员，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然而，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虽曾亲自指示他的军队要练习打运动仗，却绝对不准许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用运动仗来抗日杀敌。因为，那是专为打国民党抢天下准备的。
说穿了，毛的战术便是人海战术，也就是残酷的“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比如淮海战役以政府军死一人、中共军死五人为中共所赢得的胜利，就是中共“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内作家所撰写的《雪白血红》一书，就是对中共运用这种惨无人道的“人肉战术”的揭露。中共为了彻底歼灭长春守城敌军，与为了逼迫敌军投降而不惜饿死十数万长春人民，并且连逃出城来的老百姓也要将之堵回去“饿死”的“战略和战术”，和中共在内战期间用枪口逼迫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打冲锋，甚至逼迫地主、富农家的妇女裸体打头阵的“战略和战术”，虽然为他自己的后辈军人所不齿，但是，中共却正是依靠这样的“战略和战术”，才打赢了那一场内战。
第五，中共二十余年实行的 “挖心战术”，也是打败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抗战时期，中共利用合法進入各级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时机，布下了重重关系，用毛对重庆地下工作的指示来说，就是“隐蔽精干和长期埋伏”。中共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布下了“天罗地网”，暗结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这一条战线，既能直达蒋介石身边，如担任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了国民政府调动军队大权的中共地下党刘斐中将，又能涉及国民党的重要部门，从而为中共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这样，当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陷于窘境时，国民革命军中形形色色的原地方军事势力，就在中共的攻心下，叛变的叛变，反戈的反戈，“起义”的“起义”，逃跑的逃跑。看上去都是临极而生变，实际上早已暗通款曲，只等时机罢了。
第六，国民党自身原因。国民党内部的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军事上策略失当，也是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中共就这样赢得了内战，但它的邪恶本质决定了它带给中国人民的除了超过半个世纪的专制、血腥、苦难和黑暗外，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摧残和破坏，以及人们对神的信仰。
中国自此進入了中共的暴政统治时期。
天灾预警
在这个命运多舛的时期，天灾似乎也格外的多。根据当时的一些记录，发生最大的灾难是饥荒。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到700万人死於饥饿。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有人认为民国时期的战争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但是在一些没有发生战争的地方，也爆发了大的饥荒。具体统计如下：
1920到1921年华北四省区的大饥荒，饿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饿死人数不详。
1928 到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了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灾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到1949年长江流域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300万人;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超过600万人。
1936 年到1937年川甘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有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位，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目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 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 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1946和1947南方爆发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到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如此频繁和范围如此之广的天灾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或许在这个命运多舛的时代，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恶事。上天以此示警来告诫世人吧。
文化和科技篇
中国进入中华民国时代后，包括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传统的儒家传统观念受到打击，从而出现了西化倾向，特别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现了白话文。而由于这个时代战争频繁，并一度遭到外侮，百姓生活困苦，各种思潮叠起，这都给艺术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在中华民国政府开放和自由的创作政策下，这一时期在文化和科技领域，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文学和历史
1917后，出现了所谓的新文学。其特色是：普遍使用白话文，强烈的写实主义风格和浓厚的使命感。
清末开始流行的谴责小说可视为文学对时代有所反应的开始。之所以称为谴责小说，是因为小说内容会反映变革的要求，揭露了清末社会的黑暗。著名四大谴责小说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主要以晚清官场黑暗为主题，描写了晚清王朝对内残害人民，对外奴颜婢膝，投降卖国的行径。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夸张手法揭露了社会上的各种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抒发作者对于身世、家国、种族的见解，暴露晚清的黑暗政治。曾朴的《孽海花》，以爱情故事为线索，描述了中法战争至中日战争二十年间的历史。
到了中华民国，则兴起了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派的创作题材包括爱情、黑幕、武侠、侦探、宫闱、滑稽等多方面，主要在上海流行。其作品基本是一种消闲的通俗文学。代表作家有：包天笑、周瘦鹃、徐枕亚、张恨水等。代表作品前期以《广陵潮》为代表，以揭露社会黑暗为主，人物众多，事件杂乱，追求离奇的情节。后期以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和秦瘦鸥的《秋海棠》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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