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年冬到1963年初，毛跑了11个省，发现大多数省份并未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展社教运动，十分不满意。因此在1963年2月召开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去视察，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召开了小型会议，即“五月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于20日颁发。《前十条》颁布后，各地开始进行社教运动的试点。
城市中的“四清”或“五反”试点主要集中在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自杀等极端现象。而在农村也出现了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比如“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 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
针对上述出现的问题，中共在刘少奇的支援下，又出台了由邓小平等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简称《后十条》。其中提出了如何避免运动中出现的过激问题，并释放了一些被关押的干部。这自然触怒了毛。
《后十条》出台后，四清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在城市中，各地普遍清查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但出现了打击范围扩大的现象。而在农村，中共更是派出了 “强有力的工作队”，扎根串联，对农村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等，并宣讲《双十条》，干部和群众洗手洗澡等。其间，因运动的扩大化，各地均出现了自杀事件。
仅举广东为例。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把阶级斗争当作头等大事，指定省委书记赵紫阳和省委秘书长张根生，分任四清工作团团长、副团长，限期开赴试点。由省直机关抽调千余名干部组成的工作团，于1963年8月底开赴揭阳县，并在县城住了一个月，闭门学习和整顿。这次四清工作团的学习和整顿，一开始就强调“阶级斗争”，人人必须过“社会主义关”，气氛十分紧张。因个人历史或思想作风犯错，经批判仍然被认为过不了“关”的，不论党员、团员或非党团员干部，一律清除出工作团，回原单位等待处理。最后宣布纪律：一、必须与贫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团员一律不准吃肉、鱼、蛋;二、一律不准送礼受礼、行贿受贿;三、一律不准谈恋爱，严禁乱搞男女关系。违者，一律开除党籍、公职，情节特别严重者，移送劳改或判刑。这种严酷的气氛自然又造成了诸多的冤案。
但是毛对此依旧不满意，他强调：运动至少要三到四年，不要着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要打个歼灭战，没有四、五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
1963年底，在中苏交恶的同时，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
1964 年5月中至6月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了四清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具体政策。8月，中共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负责。此后，开始了大兵团作战搞四清。即全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如此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中共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進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進行公判，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但是，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开展，毛和刘少奇在运动中的矛盾、具体作法等问题上分歧更加激烈和公开，当然根本分歧还是权力之争。毛公开批评刘少奇。毛与刘冲突的直接结果就是毛废除了《后十条》，而代之以《二十三条》，这对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二十三条》充分体现了毛的意志，否定了刘少奇的许多重要意见。
《二十三条》最重要的部分是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进一步升级。《二十三条》颁布后，城乡四清运动進入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著作的热潮，对毛的个人崇拜开始流行。
*“四清”运动中对毛个人顶礼膜拜的形成
自中共建国后，毛泽东的地位在中共党内无人可及。其由谎言编织的光环使中共的追随者们视毛为人民的“救星”，但是由于苏联于1956年谴责了史达林及其个人崇拜，中共对毛的个人崇拜也暂时放慢了步子，并官方正式表态对此進行了批判。可是，毛对此不以为然。他在1958年的讲话中说，要区分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如果一个人掌握了真理，就应该崇拜他。很显然，毛认为自己就是掌握了真理的那个人。因此，他不顾反对之声，发动了一个又一个运动。特别是在大跃進运动中，他以一个乌托邦预言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直接号召人们。但是大跃進的失败，使毛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在党内遭到了批评和抨击。不过，毛利用其特有的政治手腕，打击了自己的对手，進而开展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四清运动，为从新确立毛个人和毛思想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扫清障碍。
60年代初，刚刚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的林彪首先在军队开展了神化毛的运动，并随后推至全国。1964年5月，军队首先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在这本很快便以“小红书”著称并被人们顶礼膜拜的书的前言中，林彪宣称“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告诫人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从而掀起了学习毛著作的热潮。在其后的3年时间里，军队出版了数十亿册的《毛主席语录》和大约1.5亿册的《毛泽东选集》。
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经完全被神化。街道上，房间中，到处悬挂着毛的塑像和照片。而显而易见，毛是非常赞同这种个人崇拜的。他在1965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出，个人崇拜是一笔政治财产。而且他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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