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中共对文革的否定只是说毛错误的发动了文革，犯了“左倾”错误。此外，中共从不曾对六六年“资反路线”迫害无辜群众有所反省，从不曾对六七年和六八年的有计划的杀伐作过忏悔。非但没有，而且还在继承着其一贯的恶行。为了更加清楚的说明文革到底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了怎样的灾难，本篇将采用文革三年的说法。由于这段历史事件十分繁杂，本篇将按照事件顺序述及以下主要事件：
六六年夏季的揪黑帮、反干扰、破四旧、红色恐怖运动。六六年秋冬的批资反路线。六七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六七年早春镇反。六七年暮春平反。六七年夏季暴力事件。六七年秋至六八年夏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及文革新思潮的出现和传播。六八年夏秋大镇压，接着便是在全国逐渐铺开、持续近一年之久的“清理阶级队伍” ，从而把文革转为单纯镇压民众的法西斯狂潮。
* 起因
前文已经讲过，大跃进使毛泽东在党内遭到了公开批评。虽然毛在庐山会议上运用政治手腕压制了提出批评意见的彭德怀等人，但毛已然意识到党内支持这些人的力量远远超出其预想。在文艺界，还出现了以隐喻笔法抨击毛，但受到刘少奇等人保护的作品，比如吴晗的“海瑞罢官” 。该剧歌颂了明朝被皇帝罢黜的清官海瑞。这不能不让毛联想到直言不讳的彭德怀。而在毛此后不久发动的四清和反右倾运动中，毛泽东和以刘少奇为首的一些中共党人的分歧趋于激烈和公开化。毛甚至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毛认为单靠党内力量已
经不足以打倒对手，他决定利用党外力量发动对他的支持，进而整垮对手。而60初以来对毛的“神化运动”帮助毛顺利的达到了目地。
* 前奏
一心想再一次发动革命的毛泽东首先在1965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服了其他领导人进行一场“文化革命”。被任命来实施这个看起来并无害处的“文化革命”的，是由政治局成员和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后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小组成员除了彭真，还有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五人。其中只有康生可以算是毛的支持者。
1965年11月，隶属毛的所谓文学评论家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进行了批判。指他不仅歪曲了明史，而且其主题思想就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制的斗争焦点。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
1966年2月，彭真批评姚文元“把纯粹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对待” ，因此试图将其文章所引起的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同年2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
毛对《二月提纲》表示不满。3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彭真。于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毛泽东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但是最初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话，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再次让毛感到不满意。
在毛的授意下，康生组织了一个起草小组，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组长为陈伯达。此时的政治气氛异常紧张。1966年4月，毛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北京继续召开。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 “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档”。其中特别令人惊心动魄的是毛亲自加上的这样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雪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这样，文化革命开始公开转变成了政治革命。彭真和其追随者成为首先被打倒的对象。中共的宣传部和文化部遭到了全面清洗。
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的出台
在《五一六通知》中曾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最初名单是陈伯达提名，经过常委批准后，报送毛的。这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成立，组长是陈伯达，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姚文元也因为曾经出色的表现，而成为其成员。“中央文革小组”进入“全盛时期”时，共有18 人。后来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一些成员
被打倒，权力也更加集中。最后只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五人。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进入政治局，曾经被江青称为“过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结束了“历史使命”。“中央文革”虽然以陈伯达为组长，实际上江青说话算数。而江青的背后就是毛泽东。
“中央文革小组” 办公室设在钓鱼台，在文革中，在许多方面行使着中共中央和政治局的权力。而这恰恰是毛希望摆脱束缚，达到自己目地的一个重要举措。而随后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就在毛的文革小组和军方的大力鼓动下开始了。
红卫兵运动
(1966年5月-12月)
毛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肃清所谓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五一六通知》为契机，准备发动一场新的革命，而最先响应其向现行当局造反的号召的是大学生和中学生。
第一阶段：1966年5-7月 学生运动的肇始
1966 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青年讲师聂元梓带领学生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指责校长压制对吴晗事件的讨论，并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份子参加战斗。大字报很快被学校撕掉了，相关人员也受到了处罚。但是一个星期后，《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同时发表由毛执笔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不管黑帮“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们“彻底摧毁” 。毛称这张大字报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 ，并下令电台和报纸广播刊登大字报。随着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再加上该报又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社论，北京各大专院校和一些中等学校的师生激烈的行动起来。他们纷纷把矛头指向本校党委或党支部。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校园。内容无非是指控本校党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反毛泽东思想，党组织里有黑帮之类，甚至召开批判党领导的大会。造反的学生组织在各个高校和中学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向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发动了包括肉体上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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