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连宋庆龄也受到了冲击。也许她此时才会清醒的意识到孙中山和自己都被中共欺骗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红卫兵变得更加血淋淋了。打人杀人的事屡屡发生，暴力和武斗畅通无阻。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档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资料，1966 年8、9月间的40天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事例。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满门抄斩 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而那些一辈子孤傲清高的知识份子尤其倒楣。一方面，他们白天得接受拳脚交加的批斗;另一方面，他们夜晚还得接受来自内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审判──那是一场不亚于白天批斗场面的痛苦折磨。于是不少人选择了死。自杀，成了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
有权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时，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征：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杀创下了骇人听闻的新记录;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杀者几乎遍布一切党派、团体、职业、年龄和职位;三是自杀者中，集中了一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让我们记住这些自杀者的名字：邓拓、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吴晗、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团……
“血统论红卫兵”的暴行是极为令人发指的。它应该受到人间正义的永远谴责斥。人们实在无法想像有什么理由要对与自己无仇无怨、毫无反抗力，匍匐在脚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这种万分野蛮的行径是古斯巴达人和希特勒党卫军都做不出的。
令人遗憾的是，对这“血腥的八月” 迄今依旧缺乏足够的反思。
红卫兵运动在经历了初始和血腥的破四旧时期后，走入了更为复杂的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1966年10月-12月 造反派组织的出现
血统论红卫兵的行动固然对树立毛的绝对权威起了极大作用，但它毕竟不在毛政治清洗的轨道之内。另外，血统论红卫兵的行动不予中止，也终究会干扰他的清洗计划。毛开始了下一步的行动。
1966 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批判以刘邓为首的一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领导人执行的一条旨在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而为 “文化大革命”扫清障碍。16日，在毛的授意下，陈伯达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又名《两个月运动总结》)的长篇报告。报告中说，毛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本来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制订了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整走资派，反
而是镇压人民。人民群众应该起来批判这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应该接受群众的批判。给前段时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群众平反，赔礼道歉。所有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要予以销毁……
毛大为赞赏，并下令大量印制。此后，陈伯达这个报告便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不仅官方大量翻印，各地群众组织也竞相翻印，铅印本、油印本随处可见，许多地方还将报告全文抄成大字报张贴公布，因此，其中的内容可谓家喻户晓，特别是其中对“血统论”的批判。
陈伯达在报告中批判了“血统论”，称：最近一个时期，有人“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陈伯达报告中对“血统论”公开提出严厉的批判，并非是真正要打碎这种长期以来压制广大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枷锁，而仅仅是为了更深入、广泛的发动群众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为毛的“战略部署”效力。在毛看来，只要不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施政方针，就不可能真正抛弃“血统论”。因此，当遇罗克对“血统论”展开真正的批判后，就遭到了同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情镇压和肉体消灭。
对于“血统论”的批判和毛发出的打倒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中共领导人的号召，使一大批出身迥异于“血统论红卫兵” 的学生组织了新的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红卫兵”。这些出身一般的青少年学生由于前一阶段处在政治歧视高压下，而对“血统论红卫兵” 及其父辈有着一种莫名的仇视。如今的解脱让他们开展了更为大胆的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的运动。而这场运动随之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领域。
10 月，北京各个高校首先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11月发展到一般机关、事业、企业单位，高潮出现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党的领导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造反派红卫兵” 对这次运动起了极大促進作用。他们在学校里把工作组批倒以后便冲向社会，到机关、工厂里“串连”。他们大胆的行动鼓舞了社会上的群众。群众批判“书记”们的音量增高了。甚至有的机关、工厂里的群众起来效仿“造反派红卫兵”的做法。敢于冲進单位的党委办公室、保卫科、武装部去查抄单位领导收藏的整群众的“黑材料”。更有甚者，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把档案柜打烂，抢走“黑材料” 。
而随着批判的深入，大量群众组织开始出现，特别是11月后。这些组织不再叫“红卫兵”，而叫什么兵团、战斗队、造反团之类，基本按每个人在文化革命前的社会秩序中的政治座标实行“同类项合并”。“政治品质”较高的人和较低的人有着泾渭分明的排列组合。所谓“高”、“低”系由阶级出身、本人成份、政治条件、领导关系等许多方面的综合效应而成。政治品质较“高”的组织构成了文化革命中最初的“保皇派”、“保守派”，较“低”者构成了最初的“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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