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
西汉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这时，西汉的疆域在西北包括今天的新疆和甘肃地区，东北方向的版图则扩展到了现在辽东半岛和鸭绿江和浑江一带，西南则到达今云南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南方到达福建、广东琼崖。但由于扩展太快，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不能适应，加上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引起当地民族的反抗，所以以后局部地区不得不有所收缩。除了一些局部的收缩外，西汉的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一直保持到了西汉末年。
不过，武帝连年的四面对外征战，特别是对匈奴20余年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为西汉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对内政策
武帝在对外开疆拓土的同时，也开始在国内实施改革。改革旧制是武帝一直致力追求的。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上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改革的目地当然是如何使百姓生活得富足幸福。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论三篇，史称“天人三策”。武帝召见他并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灾异之变，何缘而起? 性命之情，或天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共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则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欲谷登……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
意思是：夏商周三代受命的根据何在? 天地之间的灾异为什么而发生?人寿的长短、人性的善恶是根源何在?如何教理? 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政事祥和、五谷丰登，使天下百姓都生活得快乐幸福?
这些问题说明他对如何治理国家考虑得很远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时应变之权，而是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治国思想上，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对付地方的诸侯势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独尊儒家，废除其它百家学说;强调君王的权利来自上天的赐予;此外，还强调实施仁政，“德主刑辅”。这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治国方针，在被武帝采用之后，成为此后汉朝其他皇帝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武帝具体采取的措施首先是削弱相权。当时的丞相负责管理文武百官，实权很大，所以皇帝有时就不如丞相的权力大，这是皇帝们所不能忍受的。武帝削弱丞相权力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原来做丞相的那些人都是开国的功臣，而现在他们基本上都已经年老，或者去世。武帝便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来让众多的儒生代替元老们，掌握国家政权，同时通过打击丞相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公元前124年，武帝便让平民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来做丞相，这样就改变了以前总是由贵族来做丞相的惯例。
随后，为了削弱诸侯权力，颁布了《推恩令》。内容主要包括：诸侯王的王位除了由嫡长子继承以外，还可以用“推恩”(也就是广布恩惠，让更多的人来享受特权)的形式把其他的儿子在本侯国内分封。新的侯国就脱离原来王国的限制，地域独立，而且政治权力也基本被剥夺，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这样，就使原来独立的地方王国自动的将权力上交给了国家。此后，地方的王与侯仅仅享受物质上的特权，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税，但是没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权。这样就很自然的解决了以往诸侯与中央政府对抗的问题。
此外，为了進一步加强君主权力，武帝用派御史的方式对地方的豪强、官吏進行监督。公元前106年，武帝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的刺史叫做司隶校尉，其它十二个州都叫刺史。刺史在六个方面对地方進行监督，即“以六条问事”：一是豪强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而且恃强凌弱;二是郡守不遵守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腐败;三是郡守审判案件不体恤百姓，草菅人命，随意赏罚，被百姓所嫉恨;四是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五是郡守的子弟们仗势欺人，郡守也为子弟向下属求情，使下属枉法办事;六是郡守不忠于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强们勾结，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刺史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的豪强们相互勾结、对抗中央，重蹈原来同姓王犯上作乱的局面出现。同时，刺史也要负责向中央推荐认为较好的官吏，对于政绩不好的还可以罢免。
刺史的地位在当时是相当高的，相当于钦差大臣，而且是常年的，在地方还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就“刺史”名字本身来说，其实它已经具备了这种特点。“刺”即是刺举，也就是侦视不法，“史”是指皇帝派出的使者。
同时，为了选拔有用人才，武帝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的察举制的，一方面扩大了察举的范围。察举制，又称为推荐制，主要是通过各级官员推荐来选拔人才。但不可避免的是，被推荐的人多为推荐者的亲戚或朋友，良才并不多。因此武帝才扩大了察举的范围。汉朝初期察举制只有贤良和孝廉两科，武帝增加了儒学、明法(即明习、通晓法令)以及德行、学术等科。此外，武帝还允许官吏和百姓上书评议政事。武帝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的选拔出了有德有才的人。
武帝又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在京城设立了“太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家设立的大学，以儒家的经典为主要讲课内容，学生是国家选拔的杰出青年和各地郡国推荐的青年。在太学学习一年之后，再進行考试，依照成绩分等级来任命做官。从此，普通的儒士们开始大量的進入国家管理体系。
武帝在经济方面，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权力，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
一、将有巨大利益的盐、铁、酒这些关系到百姓生活和国家稳定的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从煮制、冶炼、酿造直到销售，都由国家来负责经营，设立盐官和铁官。控制与经济命脉有关的大手工业和大商业。并制定了法令来严格限制私人经营。
二、推行均输令和平准令。这是武帝时期封建国家运用行政的手段来干预市场、调剂物价的重要措施。平准就是由中央大司农的属官平准令来负责京城和其它大城市的物价平抑工作。在丰收的季节，因为粮食价格比较低，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由国家以高价来收购，等到第二年粮食贵时，再由国家平价卖出，达到平抑物价的目地。这使大商人们失去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机会，同时也稳定了国家的政局。
三、推行告缗令。公元前119年，武帝推行“算缗”，这是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或者不交，就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在公元前114年，武帝又下令实行“告缗令”，即鼓励人们告发不遵守“算缗”的人。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命令一下，全国的商人遭到了沉重打击，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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