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朝住宅走去。他们来到没人听得见的地方以后，科顿才说：“天啊，这可是热料。”
“咱们别谈这个了。”狄克斯坦说。他觉得就像一个人回头去看，结果撞上了电线杆，让人又疼又气，却只能怨自己怪不得别人。
所幸，聚会已经散了。他们离开那里而不必跟那个戴绿帽子的阿什福德教授说些什么，他正在一个角落里同一名研究生深谈呢。他俩到乔治餐厅吃午饭。狄克斯坦没吃什么，只是喝了些啤酒。
科顿说：“听着，纳特，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没胃口。我的意思是，这事恰恰表明了她是可以上手的，对吗?”
“对。”狄克斯坦应着，其实言不由衷。
账单来了，十先令多一些。科顿付了款。狄克斯坦步行送他到火车站。他们庄重地握了手，科顿上了火车。
狄克斯坦在公园里走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没注意到天气的寒冷，只是在努力理清自己的情感。他失败了。他清楚他不嫉妒哈桑，不对艾拉抱有幻想，也不感到失望，因为他从来就没抱有希望。他垮了，而且他说不出原因。他巴不得能够有个人听他诉诉衷肠。
不久之后，他就去了巴勒斯坦，虽然并不仅仅因为艾拉。
在随后的二十一年里，他始终没有过女人，不过那也不仅仅完全是因为艾拉。
亚斯夫·哈桑莫名其妙地气呼呼地驾车驶离卢森堡机场。他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年轻时的狄克斯坦，这光景恍如昨日：一个面色苍白的犹太人，身穿廉价西装，瘦得像个女孩，站立时总略显驼背，像是等着挨鞭子抽。他用成人渴望的目光盯着艾拉·阿什福德丰满的身体，顽固地争辩说，不管阿拉伯人赞成与否，他的人民都要占有巴勒斯坦。哈桑当时认为他像孩子般可笑。如今，狄克斯坦住在以色列，栽种葡萄并制作红酒，他是找到了家，可哈桑却失去了家。
哈桑不再富有了。虽说按照地中海东部的标准，他从来没有富裕得令人咂舌，但他总是吃着美食，穿得讲究，而且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也就自觉地端起了阿拉伯贵族的架子。他的祖父是个事业有成的医生，帮助长子从医、次子经商。次子就是哈桑的父亲，他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外约旦买卖纺织品。在英国统治时期，他的生意兴隆，但是犹太移民吞食了市场。直到1947年，他们家在东地中海地区遍设店铺，并且在拿撒勒附近拥有了自己的庄园。
但是，1948年的那场战争摧毁了他们。
当以色列宣布建国、阿拉伯军队发动进攻的时候，哈桑一家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打点行装逃往叙利亚，并且从那时起再也没有回去过。设在耶路撒冷的仓库被烧成了平地，店铺遭毁或者被犹太人侵占，而家中的地产也由以色列政府“代管”了。哈桑听说，他家那座庄园如今成了一家农庄。
从那时起，哈桑的父亲一直住在联合国的一处难民营里。他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写了一封信，把亚斯夫推荐给在黎巴嫩的银行家们。亚斯夫手握大学文凭，讲着一口出色的英语，那家银行给了他一份工作。
他向以色列政府申请按照1953年的《土地占有法》给他补偿，但遭到拒绝。
他只到过一次难民营，去看望他的家人，但那里的景象却让他终身难忘。他们住在一栋木板房里，使用公共厕所。他们没有特殊待遇，不过是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家庭中的一个，没有前途，没有指望。看到他的父亲，那个曾经机灵果敢、靠坚定的手腕掌管着大宗生意的人物，如今沦为一个排队领取食物、玩十五子游戏熬过余生的老头，亚斯夫恨不得向校车扔枚炸弹。
女人们差不多像往常一样打水，清理房间，但男人们却身穿二手服装游来逛去，不知所终。他们的躯体松垮了，头脑麻木了。十几岁的孩子闲逛着、争吵着、动刀子打架，因为他们前途无望，只有在炙热的骄阳下听凭生命毫无作为地枯萎。
难民营中臭气熏天，令人绝望。哈桑再也没有回去过，不过他不断写信给母亲。他算是逃过了这一劫，如果说他抛弃了父亲，那正是父亲帮他做到这一步的，看来他倒是希望如此。
他做银行职员算是小有所成。他聪明正直，然而他成长的道路并不适合从事仔细计算的工作，包括整日里应付纷至沓来的备忘录和保存一式三份的记录。何况他心中另有所图。
对于他被剥夺的一切，他从未曾停止过尖刻的怨恨。他终身都怀着愤怒，如同一个隐秘的重负。无论他的理性告诉他什么，他的灵魂总会说着同一句话——他在父亲最需要之时抛弃了他，而那种愧疚之心则加强了他对以色列的仇恨。每年他都期待着阿拉伯军队能够粉碎犹太人的入侵，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更增加了他的沮丧和愤怒。
1957年，他开始为埃及情报部门工作。
他不是什么很重要的特工，但是随着银行业务在欧洲的扩展，他开始在办公室，从银行的散碎闲聊中偶尔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有时候，开罗会通过他获取有关某个军火制造商、某个犹太慈善家，或者某个阿拉伯大富翁的财产的专门信息;如果哈桑在他的银行档案中没有详细记录，他也总能从朋友们或者生意关系户那里得到。他还接到常规的指令，让他关注欧洲的以色列商人，以防他们是间谍;因此他才接近纳特·狄克斯坦，并假作友好。
哈桑认为，狄克斯坦的故事大概不假。他穿的那身破旧的西装，戴着的原样圆眼镜，以及一般无二的不引人注目的神情，都让他看上去像是个带着难以推销的产品的低薪销售员。然而，头一天晚间，在迪克斯街上出现了那桩稀罕事：人们发现在阴沟里有两个年轻人——据警察所知是两个小偷，被凶狠地打成了残废。哈桑从市警察局一个关系那里获知了详情，这俩毛贼显然是挑错了下手的对象。他们受的伤出自职业手法：伤他们的人可能是士兵、警察、保镖……或者是特工。在这样一次意外事故之后，任何一个于次日一早匆忙外逃的以色列人都值得审查。
哈桑驾车返回阿尔法旅馆，找到前台职员谈话。“一小时之前，你们的一位客人退房时，我就在这儿。”他说，“你还记得吧?”
“是的，先生。”
哈桑给了他二百卢森堡法郎。“请你告诉我他用什么姓名登记的好吗?”
“没问题，先生。”那职员翻看着登记簿，“爱德华·罗杰斯，来自《国际科学》杂志的记者。”
“不是纳撒尼尔[13]·狄克斯坦?”
那位职员耐心地摇着头。
“请你再仔细看看，有没有一个从以色列来的叫纳撒尼尔·狄克斯坦的人登记过呢?”
“好的。”那职员用了好几分钟从头到尾查看一沓材料。此刻，哈桑的兴奋之情在爆破上升。如果狄克斯坦用了虚假姓名登记，那么，他就不是红酒销售员——如此看来，他不是以色列特工还会是什么呢?最终那职员合上了登记簿，抬起了头;“肯定没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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