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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口述自传_唐德刚【完结】(11)

  铁花

  我的父亲(4)

  注〓释

  ①原英文稿内只用“胡传”本名,未及字号。本稿内所列举的字和号是根据《胡铁花先生家传》所增补。《家传》被收录在《台湾纪录两种》(1951年台北文献委员会印行)中作为《代序》。《家传》是一篇简明确实的胡传的传记。胡氏自著《钝夫年谱》不全,亦未正式印行。又胡家及其乡人惯书其祖籍县名为“绩溪”,本篇及以后各章均用较通俗的“溪”字以代替“溪”字。

  ②太平军入侵皖南时,已在太平诸王内讧之后,洪杨革命已成尾声。军纪既已废弛,焚掠亦所难免。唯铁花先生遗稿内,亦有逃避“官军”的记载。笔者当年阅读原件时,便曾向适之先生指出,焚掠之事,清军亦有份,胡先生说:“你也看出这一点啦!”

  ③胡传所记皖南徽州一带遭劫的情形,可能是有关该地区灾情最详细的一部记录。关于其他地区还有很多种不同的记录都较胡氏遗稿更为翔实,只是适之先生那时并未看到。

  ④胡氏这段记述,可能不正确。参阅上章注释。铁花先生对当时徽州一带受劫的情形记述甚详。如果他们胡氏一族的人口在四年之乱中便死掉百分之八十,他的记录中一定有更多骇人听闻的故事。但是全稿中似乎只提到他原配冯氏死难一事,未见有其他死难的记述。所以一族人口损失八成的情形,似乎不大可能。洪杨乱前他们胡氏全族人口为“千六”被误为“六千”,倒比较可信。

  ⑤洪杨乱后,胡氏全族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人,其中留在故乡、抽鸦片的成年男人(那时妇女染烟癖是极少的)就有二百人之多;另外还有四百位成年和青年的男人在外地经商,这个比率也不太可信。笔者当年本想于全稿完工时,再把这些问题向胡先生提出,一一加以澄清,不意胡氏突然逝世,这些问题就都变成悬案了。

  ⑥清袭明制,科举制度是很复杂的,三百年间变动也很大。大致说来科举考试是分三级的:“秀才”、“举人”和“进士”。一个士子要当秀才,他第一步要参加他祖籍所在的本县的“县考”;及格了,再升一级参加“府考”;又及格了,则由本府主管官的“知府”提名参加朝廷特派之“学政”所举行以“府”为单位的“院考”;院考又及格了,则由政府正式承认为“生员”,通称“秀才”。像胡传这样的读书人,他先要参加绩溪县的县考,再参加徽州府的府考和院考。他在同治四年(1865)通过了院考,“进学”成为“生员”,他就是胡秀才了。

  做了秀才可麻烦了。为了避免“秀才三年成白丁”,朝廷每三年还要考他一次,是为“岁考”;秀才如想考“举人”,他还要参加府级的甄别试验,是为“科考”。科考不及格,他就不能参加省级考试举人的“乡试”。岁考不及格,那可能连个秀才的招牌都保不住了。岁、科考试及格的生员(秀才)又按成绩分为“附生”、“增生”、“廪生”(官家给点口粮故名)和“贡生”(贡献给朝廷的人才)。贡生又按考试成绩分为数等,最好的“拔贡”、“优贡”就有向朝廷申请做小官的资格了,优贡一等可以做“知县”(县长)候选人,三等也具有县教育局局长(训导)的资格。胡传便是“科考优等”而“乡试不售”,做了一辈子老秀才。他不甘失败,乡试落第之后,乃正式进大学——“龙门书院”,好好地读了三年书,预备卷土重来,再参加“江南乡试”。但是他是否又参加过乡试,那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知道了。

  胡传似乎是一位“优贡三等”,所以有人称他“训导”。他所参加的“乡试”是在南京举行的。清制江苏、安徽两省合称“江南省”。在“江南乡试”里名列前茅的,当然就是“江南才子”了。所以我国俗语上所谓“江南才子”并不限于长江以南所出生的“才子”,苏北、皖北的庄稼汉,乡试考得好的也有份。

  胡适之先生对他父亲的“功名”的叙述,可以说是语焉不详,因为他是预备说给洋人听的,所以笔者作注时把它稍为补充一点。

  关于清代科举制度的参考书,除一般官书之外,可考阅《清史稿·选举志》。通俗读物则以沈兼士编《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考试院考试技术改进委员会印行,1960年版)第九章最为简明扼要。

  ⑦据《清史稿·儒林传》:刘熙载(1813—1881)字融斋,兴化人,为清末大儒,晚年长“龙门书院”。尝戒学者曰:“真博必约,真约必博。”这也就是胡适所谓“为学当如金字塔”之意。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

  ⑧《胡铁花先生家传》的作者张焕纶(经甫)便是胡氏在龙门书院的同学。经甫后来便是上海一带知名的学者。其他如袁爽秋、童米孙等也都见重于时。

  ⑨“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九个字是笔者在当年笔记残稿中找出的。近查1968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张子全书》却未见此条。其稍近似者有:“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学大原下》)“闻而不疑,则传言之。见而不殆,则学行之,中人之德也。闻斯行,好学之徒也。见而识其善而未果于行,愈于不知者尔。”(见《正蒙·中正篇》)又:“无征而言,取不信,启诈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征吾言,则不言;周足征,则从之。故无征不信,君子不言。”(《正蒙·有德篇》)这些都是胡适之治学终生奉为圭臬的格言。然上述九字或出宋儒其他语录。宋代的道学是清政府用以取士的官学。这个传统不但是被胡适之完全承继了,我国东南一带的文士所搞的儒学也全是宋明之学,此风至台湾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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