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关系的是，过分突出所谓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或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用外在的政治行动作为评价的唯一依据，抹煞章太炎思想的深刻性与复杂性，使得历史人物一下子平面化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上下求索，许多见解既空泛又深刻，一时难断是非曲直。只因为辛亥革命成功，就断言“革命”是好“立宪”是坏，未免过于草率。史学家吕思勉曾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君主和民主比较，自然君主较旧而民主较新;可将革命和立宪比较,“革命是吾家旧物，而立宪的观念则来自西洋”(或者说革命是旧而立宪是新)。主君主立宪的康、梁与主民主革命的孙、章，都不是“新旧—中西”(更不要说“进步—落后”)这样简单的模式所能概括的。
章太炎自述思想变迁，有一句话很精辟:“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菿汉微言》)这话常被研究者引用，可具体阐释五花八门，尤其是关于“真”、“俗”的界定。比如，随顺众生为俗，破除迷妄为真;具体事物为俗，抽象哲理为真;史学为俗，哲理为真;学以致用为俗，实事求是为真;儒学是俗，佛学是真;经验现象是俗，心灵本体为真……等等。章氏既持真俗之辨，又主“真妄同源”，颇多精彩之论。不过，倘以这假定性的“真俗”说衡量章氏一生，其“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恰好落实在两次系狱。“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此乃未经“真”洗涤的“俗”;“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此即“转俗成真”;“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籀《论语》”——此乃“回真向俗”。三年系狱，三年幽禁，前后两次被囚，精神状态大不一样，可都促使章氏深思熟虑，重新反省其政治理想及学术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思想转变。这种转变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和《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第》对此也含糊其辞;为了论说方便，只能作如下大致划分：第一次转变以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为界;第二次转变为1915年幽禁中作《菿汉微言》自述“回真向俗”为标志。以此二变三段来把握章太炎的思想变迁，相对强调内在思路而不是外在行动，价值追求而不是政治倾向。
二
谈论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不容易，因其糅合百家而又自成宗派，思想资料和学术渊源颇为复杂，不同时期所吸收、所推崇的又很不一致。不过，大致而言，章氏学术思想的形成，依其先后可分为古今文之争、中西学之辨和儒道释的调适三个层次。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不是在一种平静状态下接受某一思想(或学术观念)，而始终是坚持“依自不依他”的独立意识，在争辩中、对抗中选择取舍，融会贯通的。
章氏治学讲求自得，既反泥古，也反媚外。评判历代学术，其重要标尺就是能否“独立自得”。而对西方学术，章氏从来都是以我为主，不为所拘，有时甚至故显倨傲，言辞刻薄。可另一方面，章太炎其实颇为善于向学术上的对手学习，借助论争激发灵感，完善自家学说。20年代章太炎有一段自白，很能表明他这种治学风格:“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报》笔政，梁启超主《新民丛报》笔政，双方为国体问题辩论得很激烈，很有声色;后来《新民丛报》停版，我们也就搁笔。”(《国学概论》)
至于为了匡正时论，故作惊人之语，在章太炎也不稀奇。1906年，章太炎写下对新文化运动影响甚大的《诸子学略说》，批评儒家“以富贵利禄为心”;十六年后表示忏悔此“狂妄逆诈之论”，并解释当时立论乃因“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致柳翼谋书》)。这种解释并非无稽之谈，章氏好多轰动一时的惊人之论是服务于其时的政治论争的。李泽厚称其为“半政治半学术的广阔评述”(《章太炎剖析》)，不无道理。正因为如此，对其分析评判，不能限于字面所述事实或所依学理，更得考虑其特定语境和潜在的对话者。
章太炎对康有为借公羊学倡改制的良苦用心其实颇有领悟，只是对其论学诡怪恣肆主观武断始终不以为然。早年为了“以革政挽革命”，章氏曾应邀与康门弟子共事，可“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只因考虑到其时政治斗争形势，才没有公开批评康氏学说。戊戌政变后，他甚至针对世人对康有为的攻击，挺身而出为其辩护，并自认与康氏“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康氏复书〉识语》)。只是到1900年解辫发主排满以后，政治上与康梁等君主立宪分道扬镳，章氏才多次著文痛诋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康有为立说过于武断，弟子梁启超也承认其师“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清代学术概论》)。这种治学方法，与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的章太炎所标榜的求是精神大相径庭。再加上政见歧异，故章太炎对之热讽冷嘲不遗余力。这么一来，章氏也就难得平心体会康氏立说的长处,“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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