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所说的“从政”，既体现为立足民间的“抗议”，也落实为位居庙堂的“管理”，前者往往基于道德激情，后者则具有支配力与实际利益。当然，二者可以转化，比如民国初建，许多晚清志士便一转而为新朝显贵。但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当权还是反叛,“从政”从来都是最刺激、最冒险也最具浪漫色彩的事业。因为：
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里握着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脉，会令职业政治家超然于日常的琐细事务之上，即使正式说来他仅仅是个地位平常的人。[30]没有巨大野心与强烈激情的人，根本就不应该从政。从政者之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乃娘胎里带来的印记，可以暂时不加褒贬。韦伯设想的“为政治而生存”与“靠政治生存”，实在很难截然区分。投身政治者，其原始动机，有高尚的，可也不乏卑微，很难一概而论。将历史人物之“论政”，不加分辨地置于“论学”之上，未免神化了“政治”这一特殊志业。需知，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要求才高气盛、少年得志的读书人,“舍禄言学”、“寂寞自守”，并非易事。自清末至今,“问学”不若“问政”红火，乃大势所趋。单从“以天下为己任”来解读“舍学言政”之“大趋势”，很可能高估了中国读书人的道德境界。
刘师培之不曾像蔡元培希望的那样“委身学术”，实在是生不逢时。以刘君的才学，早二十年，不难在科举场中博取功名;晚二十年，也可成为第一流学者而备受尊崇。就在传统的“士大夫”向现代的“专家学者”过渡的中间，刘师培出场了。原来唾手可得的仕途，眼看着全成泡影;而刚刚建立的新学体系，又尚未被广泛接纳。对于像刘师培这样欲望强烈且自视甚高的文人来说，何处觅取功名，确实是个大问题。壬寅八月(1902年)赴开封乡试中举，正踌躇满志间，忽闻此科会试将延至丙午(1906)举行，于是有了关键性的1903年初上海之行;到上海不过月余，申叔先生便更弦易辙，立志“排满”了。朱维铮先生称刘氏上海之行乃“敏感到中进士入翰林的清梦快被打断了”[31]，虽属于无法实证的假设，却也不无道理。若如是，对于刘师培等近世文人学者之选择，还是具体评价好，不必过分扬“政”而抑“学”。
四、“激烈派第一人”之追求
刘师培的真正特色，其实不在于晚清文人常有的“问政”，而在于其“问政”时采取一种特别激烈的姿态，以及不断地改换门庭。
1903年初随友人到达上海后，很快被章太炎的“排满论”所征服，同年即发表《攘书》、《中国民族志》和《中国民约精义》三书，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获取民权自由。如此敏感于时代潮流,“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不让人佩服刘君天分之高、胆识之大。应该说，这个头开得很精彩。接下来，可就不太妙了，由民族主义而无政府主义，而清廷密探，而国粹大师，而筹安会六君子……几乎每两三年必有一变，而且每一次转变都很突兀，让追摹其后的崇拜者目瞪口呆。理清这一系列转变的“内在思路”实在不易，因为“机缘凑合”的因素太多。意志不强，定力不足，易受外界影响，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更关注其思维方法，即每立一论，总喜欢推到极端。
对于理解刘师培的思维方式，有一篇短文值得重视，那便是1904年发表在《中国白话报》第六期上的《论激烈的好处》。此文署名“激烈派第一人”，可见其自我期待。而且，刘君说到做到：致信端方劝其“舍逆从顺”，加入蔡元培组织的暗杀团，参与万福华谋刺王之春事件，所有这些同年发生的事件，可以确证其“激烈派”的身份。至于是不是“第一人”，那倒不必深究，因晚清“激烈派”很多。只是如此激烈的反清义士，三年后竟献策消灭在日的“激烈派”，五年后又主动投入端方幕中，真令人不胜感慨。回过头来，细细品味刘君的“激烈论”，方才在“好处”的背面，读出很难认同的异味。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5)
《论激烈的好处》开宗明义，将亡国的危险归咎于“平和”两字，尤其反感“那一种治新学的人，看了几部《群学肄言》等书，便满嘴的说平和的好处”。这里指的是社会思潮，而并非专门针对译述《群学肄言》并主张渐进改革的严复本人。在刘君看来,“平和”的改革之所以成为主潮，就在于其两面讨好，而且没有任何危险性：天下唯这种平和党的人，又获名，又获利，又能保全身家妻子。这维新的人既说他开通，那守旧的人又不说他悖逆。他既能在守旧的面前讨好，又要在维新的面前做名，所以他所做的事业都是平稳不过的。[32]可如此瞻前顾后，根本无法将中国的改革事业向前推进。这个时候，真正需要的，是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的“激烈派”。将“革命”与“改良”如此严重的政治路线之争，简化为“敢死”与“怕死”，实在有点漫画化。借“受难”与“牺牲”获取道德优势，作为一种打击改良派的有效策略，不只是刘师培，章太炎、黄侃等人也都有类似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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