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这些光芒中的一道，——不是离我最远的，还有别的光芒照到我三岁的时候，甚至更早，而是最深入我心的。
我年方五岁。我有个妹妹，是第一个叫玛德璘的，她比我小两岁。那时是一八七一年，六月底，我们随着母亲在阿尔卡旬海滨。几天以来，这孩子一直是懒洋洋的，她的精神已经萎顿下去。一个庸医不晓得去诊断出她潜伏的病根，我们也没想到过不上几天她就会离开我们了。有一次，她来到了海边：那天刮着风，有太阳，我和别的孩子在那里玩着;可是她没有参加，她坐在沙土上面的一把小柳条椅上，一言不发，看着男孩子们在争争吵吵，闹闹嚷嚷。我没有别的孩子那么强壮，被人家把我排挤出来，噘着嘴，抽抽咽咽的，自然而然走到这女孩子的脚边，——那双悬着的小脚还够不着地;——我把脸靠着她裙子，一面哼哼唧唧，一面拨弄着沙土。于是她用小手轻轻地抚弄着我的头发，向我说：
“我可怜的小曼曼……”
我的眼泪收住了，我也不知是受了什么打动。我朝她抬起眼来;我看见她又怜爱又凄怆的脸。当时的情形不过如此。过了一会儿，我对这些就再也不想看了。——可是，我要想它一辈子哪……
这个三岁的小姑娘，她那略微大了些的脸庞，她淡蓝的眼珠，她又长又美的金发，那是我母亲引以自豪的，——她蓝白两色交织的斜方格裙子，上部敞着露出雪白的衬衫，她悬荡着的小腿，腿上穿着粗白袜子和圆头羔皮鞋……她充满了怜悯的声音，她放在我头上的柔软的手，她惆怅的眼光……这些都直透进我的心坎。刹那间我仿佛受到了某一种启示，那是从比她更高远的地方来的。是什么呢?我也说不上来。小动物什么都不摆在心上，受了别的吸引，就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们回到了住所。太阳在海面上落了下去。那一天正是小玛德璘在世的最后一天。咽喉炎当夜就把她带走了。在旅馆的那间窒闷的屋子里，她临死挣扎了六个钟头。人家把我和她隔开了。我所看到的只是盖紧的棺材，和我母亲从她头上剪下来的一绺金发。母亲疯了似的，连哭带喊，不许别人把她抬走……
过了几天，也许就是第二天，我们回家去了。现在我眼前还看得见那个载着我们的火车厢;那些人，那些风景，那些使我惶恐不安的隧道，整个占满了我的心思。根本就没什么悲哀。离开那个我所不喜欢的海，我心里没有一点遗憾;我也离开了在那个海边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我把一切都撇在脑后，一切似乎都烟消云散了……
但是那个坐在海边的小姑娘，她的手，她的声音，她的眼光。——从来也没离开过我。好像这些都镂刻进我的肌骨似的!那时她不到四岁，我也还不到五岁，不知不觉的，两颗心在这次永诀中融合在一起了。我们两个是超出时间之外的。我们从那时候，紧靠着成长起来，彼此真是寸步不离。因为，差不多每天晚上临睡之前，我总要向她吐诉出一段还不成熟的思想。而且我还从她身上认出了“启示”，她就是传达了那启示的脆弱的使者，——这启示就是：在她从尘世过境中的那个通灵的一刹那间，纯净的结合使我俩融为一体，这个结合在我心里引起了神圣的感觉——也就是人类的“同情”。
在我所着的《女朋友们》的卷尾，当葛拉齐亚在客厅大镜子里出现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对这道光芒的淡薄的追忆。
第22章 邵云：打往天堂的电话
一个春日的星期六下午，居民小区旁边的报刊亭里，报亭主人文叔正悠闲地翻阅着杂志。这时一个身穿红裙、十五六岁模样的小女孩走到报亭前，她四处张望着，似乎有点不知所措，看了看电话机，又悄悄地走开了，然而不多一会儿，又来到报亭前。
不知道是反反复复地在报亭前转悠和忐忑不安的神情，还是她身上的红裙子特别鲜艳，引起了文叔的注意，他抬头看了看女孩并叫住了她：“喂!小姑娘，你要买杂志吗?”“不，叔叔，我……我想打电话……”“哦，那你打吧!”“谢谢叔叔，长途电话也可以打吗?”“当然可以!国际长途都可以打的。”
小女孩小心翼翼地拿起话筒，认真地拨着号码，善良的文叔怕打扰女孩，索性装着看杂志的样子，把身子转向一侧。小女孩慢慢地从慌乱中放松下来，电话终于打通了：“妈……妈妈!我是小菊，您好吗?妈，我随叔叔来到了桐乡，上个月叔叔发工资了，他给了我50块钱，我已经把钱放在了枕头下面，等我凑足了500块，就寄回去给弟弟交学费，再给爸爸买化肥。”小女孩想了一下，又说：“妈，我告诉你，我叔叔的工厂里每天都可以吃上肉呢，我都吃胖了，妈妈你放心吧，我能够照顾自己的。哦，对了，妈妈，前天这里一位阿姨给了我一条红裙子，现在我就是穿着这条裙子给你打电话的。妈妈，叔叔的工厂里还有电视看，我最喜欢看学校里小朋友读书的片子……”突然，小女孩的语调变了，不停地用手揩着眼泪，“妈，你的胃还经常疼吗?你那里的花开了吗?我好想家，想弟弟，想爸爸，也想你，妈，我真的真的好想你，做梦都经常梦到你啊!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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