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后来在华盛顿特区原子能委员会主管核发电，娶台湾经济部长张子凯之女张初
荣。二哥邵和仰在华盛顿学习造船，在美国海军做工程师，娶国民党海军司令、山
东省长沈鸿烈之女沈守懿，没有生育，住南加州圣迭戈。二伯死后，邵和仰又老年
丧妻，二大妈把惟一亲人——脑瘫的二哥邵和仰接到埃尔森特罗同住。
二大妈受过良好的综合教育，按国人理念理应是个刀枪不入的女强人。可她娇
小的身体一事无成，甚至连子女都没有。但她柔顺的性格却一再支撑起别人的事业，
没有她就可能没有二伯的五次全美农学奖。
二大妈是那种让我产生倾诉冲动的姐姐式的女人
直到我来唐氏农场务农以前，我们唐氏满门从没有人和二大妈有过如此亲密接
触。在我们唐家眼中，二大妈属于高高在上的远方神圣。产生如此印象的首要原因
还是超级大国，因为任何人只要二沾美国，就立刻一步登天，具备高不可攀一手通
天的神秘特征。我在中东时某航空公司的两位空姐在沙迦被人强奸，单位领导丝毫
不替受害者申冤，反而先让两位受害者写检查承担“破坏外事纪律私自外出”的责
任，然后遣返回国，永不再用。这种事情也曾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美国佬的通常做
法是缉拿凶手，打官司索赔，稍不如意就不依不饶地威胁要派航空母舰来轰炸。
文革抄家后，我们家的院子被通县革委会主任强占，以后落实文革政策，但怎
么也落实不了。因为中国历代利益分割都不通过经济、法律手段，而是以战乱、革
命或统治者的灵机一动骤然完成的。既然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名正言顺
“以革命的名义”鹊巢鸠占，何况当年通县革委会主任还未被定性为“打砸抢分子”，
绝对属于“革命高干”，理应享受“虎踞龙盘今胜昔”的革命成果。所以凭我爷爷
一介草民无权无勇，只能露宿街头伏在膝盖上写申诉材料。
我爷爷每次从前海西街挪到西城区落实政策办公室都得花半天时间，八旬老翁
自带马扎坐在衙门口和一大帮牛鬼蛇神贴墙根排队，在寒风中瑟瑟抖了大半天才轮
到官员接见，谈不到三句话就把我爷爷打发出去。打发了不算，还布置任务让我爷
爷继续写申诉报告，这种连环套一演就是13年。一直写到1979年我爷爷咽气，眼看
着就是有家不能回。我爷爷临终给我大伯留下一句话：“看来这种方法不行。”
这种方法的确不行，当时文革遗案太多，我大伯虽是全国政协委员，但还未进
常委，普通委员轮不上落实政策之列。但我大伯在美国得过博士，绝对属于见多识
广，又是“交大同学会”总会会长，交友广泛。他当年当过唐山交大校长，德高望
重，唐山交大又衍生出北方、西安、西南、上海、新竹五所交大。他把我爷爷写好
的申诉材料随便拣一份托交大学生带到美国，让M 大妈在上面签了一个“Dr.Rert.C.Tn”，
贴上美国邮票，原封不动寄回中国，直接寄给二大妈的老朋友廖承志。结果不出一
个月，革委会主任就在帝国主义面前“夹着尾巴逃跑了”。
我直接从二大妈手里获益是我在北大受斯诺、萧乾、卡帕影响迷上摄影，做梦
都想买相机。可当时中国闭塞，西单商场地下室的侨汇商店只有一种马米亚傻瓜。
我万般无奈忍不住几次向二伯张口，托他从美国弄一个，可他借口侄子太多，一旦
开了先例，几十台都挡不住。最后还是二大妈回国时把我召到香山饭店吃早饭，那
次是我今生头一次用刀叉吃煎蛋。喝猪肝粥的时候，二大妈问我要这种型号相机有
什么特殊理由，我把罗伯特。卡帕的故事讲给她听，告诉她我想当世界的眼睛。她
当即对二伯说：“师曾和你的那些侄子不同。他不会让你白买的。”以后我靠这台
相机考进新华社当了摄影记者。
到农场后，不论我做错什么，二大妈都从不责怪，反而以“不了解美国”为我
开脱。当她发现我厌恶农场向往哈佛后，主动帮我填人学申请，还为我支付每年3
万美元的学杂费，打电话帮我在哈佛大学所在地——波士顿找房子。当我决定独自
驾车环游美国时，她为我准备好新车，为我的远行默默祈祷。一直到现在，每当想
起二大妈，我都有时空易位、主体互换的错觉，仿佛我一会儿变成二大妈的父亲邵
逸周、一会儿变成赵浩生、一会儿又变成我二伯……仿佛从邵老先生、赵浩生、我
二伯到我，都欠二大妈一笔人情，都等待我偿还，让我油然产生奔向二大妈的冲动。
产生这种冲动的原因是二大妈从不向别人索取什么，而是默默地付出，给人以超出
物质之外的精神依靠。尽管我和二大妈没有血缘关系，可我和她的心是相通的，她
对我的理解甚至超过我的生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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