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甫抬头望了眼博古。长征中，他们3个人一直在一起，此时博古却说王稼祥受了毛泽东的影响，言外之意也把自己捎带进去了。博古似乎也察觉到了洛甫的反应，便忙解释说：
当然，王稼祥的表现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宁都会议上，对于撤销毛泽东职务，他也是有看法的。
洛甫眨了眨眼镜后的眼睛道：这都是个人的看法问题，不能说成是谁影响谁。
这回轮到博古发愣了。
博古想到红军从苏区出发前的一天傍晚，洛甫气冲冲找到博古质问转移名单中为什么没有瞿秋白和何叔衡两个人?
博古当时解释说：翟秋白身体不好，何叔衡年迈，两个人不利于转移。
洛甫则说博古缺乏感情。
最后博古答应让项英尽快安排把两人转移到上海，洛甫才没有说什么。
早在五中全会后，因为洛甫和博古意见不一致，被派到中央政府工作。洛甫当然明白这是博古把他排挤出中央的第一步。后来洛甫又被派到闽赣地区做巡视工作，直到长征前夕，他才从闽赣地区回来。对于最高“三人团”对长征的安排和决定，他并不清楚。这种失落，使他很自然地和毛泽东、王稼祥等人接近了起来。这也是他很快地站到了毛泽东立场上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红军在湘江的失利，使洛甫意识到，红军上下对现在的中央领导已经产生了不信任感，而且这种不信任感在一天天地加强。
洛甫同志，博古又说：听说在转移的路途中，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人对现在党的工作很不满，有这事吧?
洛甫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昏暗中他盯着博古。博古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语意中也并没有把他排除在外。这一点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博古又试探地说：这个，这个，不友好吧，是不是提出来，我们当面谈一谈，交换一下看法，这不更好么?
我们没有说党的路线是错的，第三国际的指示也不能说是错误的。洛甫终于说，但他首先肯定了大方向。
博古却不失时机地说：如果大家都承认路线正确，只是某些环节的失误，这样问题就好解决了。
洛甫在犹豫在沉思。他知道，博古在竭力寻找支持者。
博古又一次抓住了洛甫的手说：既然我们原则上没有大的分歧，我们还是可以团结在一起的。说到这博古停了停，但很快又补充说：尤其是我们从莫斯科来的同志。
博古把目光从洛甫脸上移开。洛甫不知该对博古说些什么好。他与毛泽东、王稼祥3个人在一起商议的一切，他不能说出来，这种时候说出来，就等于出卖了另外两个人。他现在虽急于想更换中央领导班子，但以目前来看时机似乎还没有成熟。毕竟博古仍是这支队伍的最高领导，说多了对自己不好，对他人更不好，于是他只能以沉默代替语言。
博古抓住洛甫的手用劲地摇了摇，似乎千言万语都在他的手上。
博古说：洛甫同志，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你好好休息吧，我告辞了。
洛甫把博古送到门外，一直望着博古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
洛甫走回来，他一头躺在了那张吱呀呀直响的小床上，毫无睡意。他在想更换中央领导的时机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
博古从洛甫处出来，很是兴奋。他走了一半兴犹未尽，誥e想再走回去和洛甫挑明了好好谈一次。但这种想法很快又消失了。他想，反正以后还是有机会的，只要洛甫不站到毛泽东的一边，仅凭王稼祥一人支持毛泽东，很难动摇现在最高“三人团”的地位。他想尽快把洛甫的想法告诉李德。可当他走到指挥所时，警卫员告诉他，李德已经休息了。警卫员又补充说：李德把妻子肖月华接来了。
博古没有说什么，他在李德的房前站了一会儿，摇摇头，叹口气走了。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描写李德时，有这样一段：
……领导干部中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都对李德的性要求感到极为不快。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在苏区没有妓女。他们于是便努力为李德找个女性伴侣，可这也无济于事。中国妇女很快就对他退避三舍，说他长得太肥太大，太粗暴，使她们肉体上受不了。
李德的寓所离共青团机关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床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中国人的怨言之一就是他的伙食供应比任何人都好)。李德的做法实在不够策略。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一些同志，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了措施挽救了局势。他们找到了一位年轻的妇女名叫肖月华，当时她在胡耀邦身边工作……但在长征开始后，她像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往休养连，这就引起了麻烦，不论是肖月华还是李德都不识时务。他们不仅自己吵架，肖月华还与周围的女同志吵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平息风波，但都无济于事。
博古没有打扰李德。当他离开李德的住处，朝对面山坡走去的时候，他看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刚到队伍中转了一圈，正想往回走，两人在山坡上碰到了，便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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