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以后，再也没有在店里看过“白雪公主泡泡糖”，都是细致而包装精美的一片一片的“口香糖”;每一片都能嚼成形，每一片都能吹出气泡，反而没有像幼年一样能体会到买泡泡糖靠运气的心情。偶尔看到口香糖，还会想起童年，想起嚼“白雪公主”的滋味，但也总是一闪即逝，了无踪迹。直到看到国语字典中的包装纸，才坐下来顶认真地想起“白雪公主泡泡糖”的种种。
如果现在还有那样的工厂，恐怕不再是用脚踏车轮胎制造，可能是用飞机轮子了——我这样游戏地想着。
那一本母亲珍藏十几年的国语字典，薄薄的一本，里面缺页的缺页、涂抹的涂抹，对我已经毫无用处，只剩下纪念的价值。那张泡泡糖的包装纸，整整齐齐，毫无毁损，却珍藏了一段十分快乐的记忆，使我想起真如白雪一样无瑕的少年岁月，因为它那样白，那样纯净，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涵容。
那些岁月虽在我们的流年中消逝，但借着非常非常微小的事物，往往一勾就是一大片，仿佛是草原里的小红花，先是看到了那朵红花，然后发现了一整片大草原，红花可能凋落，而草原却成为一个大的背景，我们就在那背景里成长起来。
那朵红花不只是“白雪公主泡泡糖”，可能是深夜里巷底按摩人的幽长的笛声，可能是收破铜烂铁老人沙哑的叫声，也可能是夏天里卖冰淇淋小贩的喇叭声……有一回我重读小学时看过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书里就曾夹着用歪扭字体写成的纸片，只有七个字：“多么可怜的维特!”其实当时我哪里知道歌德，只是那七个字，让我童年伏案的身影整个显露出来，那身影可能和维特是一样纯情的。
有时候我不免后悔童年留下的资料太少，常想：“早知道，我不会把所有的笔记簿都卖给收破烂的老人。”可是如果早知道，我就不是纯净如白雪的少年，而是一个多虑的少年了。那么丰富的资料原也不宜留录下来，只宜在记忆里沉潜，在雪泥中找到鸿爪，或者从鸿爪体会那一片雪。
这样想时，我就特别感恩母亲。因为在我无知的岁月里，她比我更珍视我所拥有过的童年，在她的照相簿里，甚至还有我穿开裆裤的照片。那时的我，只有父母留有记忆，我则是完全茫然了，就像我虽拥有“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但那块糖已完全消失，只留下一点甜意——那甜意竟也有赖于母亲爱的保存。
红心番薯 看我吃完两个红心番薯，父亲才放心地起身离去，走的时候还落寞地说：为什么不找个有土地的房子呢?
这次父亲北来，是因为家里的红心番薯有了收成，特地背了一袋给我，还挑选几个格外好的，希望我种在庭前的院子里。他万万没有想到，我早已从郊外的平房搬到城中的大厦，根本是容不下绿色的地方，甚至长不出一株狗尾草，更不要说番薯了。
到车站接了父亲回到家里，我无法形容父亲的表情有多么近乎无望。他在屋内转了三圈，才放下提着的麻袋，愤愤地说：“伊娘咧!你竟住在无土的所在!”一个人住在脚踏不到泥土的地方，父亲不能忍受，这也是我看到他的表情才知道的。然后他的愤愤转成喃喃：“你住在这种上不着天下不落地的所在，我带来的番薯要种在哪里?要种在哪里?”
父亲对番薯的感情，也是这两年我才深切知道的。
有一次是我站在旧家前，看着河堤延伸过来的苇芒花，在微凉秋风中摇动着，那些遍地蔓生的苇芒长得有一人高，我看到较近的苇芒摇动得特别厉害，凝神注视，才突然看到父亲走在那一片苇芒里，我大吃一惊。原来父亲的头发和秋天灰白的苇芒花是同一个颜色，他在遍生苇芒的野地里走了几百公尺，我竟未能看见。
那时我站在家前的番薯田里，父亲来到我的面前，微笑地问：“在看番薯吗?你看长得像羊头一样大了哩!”说着，他蹲下来很细心地拨开泥土，捧出一个精壮圆实的番薯来，以一种赞叹的神情注视着。我带着未能在苇芒花中看见父亲身影的愧疚心情，与他面对面蹲着。父亲突然像儿童一样天真欢愉地叹了一口气，很自得地说：“你看，恐怕没有人种番薯种得比我好了。”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个番薯埋入土中，动作像在收藏一件艺术品，神情庄重而带着收获的欢愉。
父亲的神情使我想起幼年有关下番薯的一些记忆。有一次我和几位大陆的小孩子吵架，他们一直骂着：“番薯呀!番薯呀!”我们就回骂：“老芋呀!老芋呀!”
对这两个名词我是疑惑的，回家询问了父亲。那天他喝了几杯老酒，神情甚为愉快，他打开一张老旧的地图，指着台湾的那一部分说：“台湾的样子真是像极了红心的番薯，你们是这番薯的子弟呀!”而无知的我便指着北方广大的大陆说：“那，这大陆的形状就是一个大的芋头了，所以大陆人是芋仔的子弟?”父亲大笑起来，抚着我的头说：“憨囡仔，我们也是大陆来的，只是来得比较早而已。”
然后他用一支红笔，从我们遥远的北方故乡有力地画下来，连到我们所居的台湾南部。那是我第一次在十烛光的灯泡下认识到，芋头与番薯原来是极其相似的植物，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判然有别的。也第一次知道，原来在东北会落雪的故乡，也遍生着红心的番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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