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大他两岁，不过在他眼中，读初中一年级的哥哥已像个大人。平常，哥哥是不屑和他出游的，这一次能带他上山，是因为两星期前他们曾打了一架，他立志不与哥哥说话，一直到那天哥哥说愿意带他到山上捕鸟，他才让了步。
“为什么不把捕到的鸟带回家呢?”他问。
“不行的，”哥哥说：“带回家会挨打，只好养在山上。”
哥哥告诉他，把这些鸟养在山上，有时候带同学到山上烧烤小鸟吃，真是人间的美味。在那样物质匮乏的年代，烤小鸟对乡下孩子确实有很大的诱惑。
他也记得，哥哥第一次带两只捕到的鸽子回家烧烤，被父亲毒打的情景，那是因为鸽子的脚上系着两个脚环，父亲看到脚环时大为震怒，以为哥哥是偷来的。父亲一边用藤条抽打哥哥，一边大声吼叫：“我做牛做马饲你们长大，你却去偷人家的鸽子杀来吃!”
“我做牛做马饲你们长大，你却……”这是父亲的口头禅，每次他们犯了错，父亲总是这样生气地说。
做牛做马，对这一点，他记忆中的父亲确实是牛马一样日夜忙碌的，并且他也知道父亲的青少年时代过得比牛马都不如，他的父亲，是从一个恐怖的时代存活过来的。父亲的故事，他从年幼就常听父亲提起。
父亲生在日据时代的晚期，十四岁时就被以“少年队”的名义调到左营桃仔园做苦工，每天凌晨四点开始工作到天黑，做最粗鄙的工作。十七岁，他被迫加入“台湾总督府勤行报国青年队”，被征调到雾社，及更深山的“富士社”去开山，许多人掉到山谷死去了，许多人体力不支死去了，还有许多是在精神折磨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和他同去的中队有一百多人，活着回来的只有十一个。
他小学一年级第一次看父亲落泪，是父亲说到在“勤行报国青年队”时每天都吃不饱，只好在深夜跑到马槽，去偷队长喂马的饲料，却不幸被逮住了，差一点活活被打死。父亲说：“那时候，日本队长的白马所吃的粮，比我们吃得还好，那时我们台湾人真是牛马不如呀!”说着，眼就红了。
二十岁，父亲被调去“海军陆战队”，转战太平洋，后来深入中国内地，那时日本资源不足，据父亲说最后的两年过的是鬼也不如，怪不得日本鬼子后来会恶性大发。父亲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战火中过了五年，最后日本投降，他也随日本军队投降了。
父亲被以“日籍台湾兵”的身份遣送回台湾，与父亲同期被征调的台湾籍日本兵有二百多人，活着回到家乡的只有七个。
“那样深的仇恨，都能不计较，真是了不起的事呀!”父亲感慨地对他们说。
那样深的仇恨，怎样去原谅呢?
这是他幼年时代最好奇的一段，后来他美丽的历史老师，在课堂上用一种庄严明彻的声音，一字一字朗诵了那一段历史：
“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之德行。我们一贯声言，我们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以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听完那一段，他虽不能真切明白其中的含意，却能感觉到字里行间那种宽广博大的悲悯，尤其是最后“仁义之师”四个字使他的心头大为震动。在这种震动里面，课室间流动的就是那悲悯的空气，庄严而不带有一丝杂质。
老师朗读完后，轻轻地说：“那时候，全国都弥漫着仇恨与报复的情绪，虽然说被艰苦得来的胜利所掩盖，但如果没有蒋介石在重庆的这段宣言表明政府的态度，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就不可收拾了。”
老师还说，战争是非常不幸的，只有亲历战争悲惨的人，才知道胜利与失败同样的不幸。我们中国人被压迫、被惨杀、被蹂躏，但如果没有记取这些，而用来报复给别人，那最后的胜利就更不幸了。
记得在上那抗战的最后一课，老师已洗清了她刚开始讲抗战的忧伤，而是那么明净，仿佛是卢沟桥新雕的狮子，周身浴在一层透明的光中。那是多么优美的画面，他当时看见老师的表情，就如同供在家里佛案上的白瓷观音。
他和哥哥打架时，深切知道宽容仇恨是很困难的，何况是千万人的被屠杀?可是在那些被仇恨者中，有他最敬爱的父亲，他就觉得那对侵略者的宽容是多么伟大而值得感恩。
老师后来给他们说了一个故事，是他永远不能忘记的：
“有一只幼小的鸽子，被饥饿的老鹰追逐，飞入林中，这时一位高僧正在林中静坐。鸽子飞入高僧的怀中，向他求救。高僧抱着鸽子，对老鹰说：
‘请你不要吃这只小鸽子吧!’
‘我不吃这只鸽子就会饿死了，你慈悲这鸽子的生命，为什么不能爱惜我的生命呢?’老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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