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百年间，原本留在北方中原的那些汉晋士族，像姓崔的、姓卢的，不可避免地要认奉那些南来的草原蛮族为主，也不得不在各方面都深受草原游牧文明影响，包括衣食住行，当然也包括说话发音。不过，正像一千年后又一次游牧文明入关时所发生的事一样，由于汉人数量巨大、汉人农耕文化更加适应中原地理和气候，那些南下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虽然身为统治阶层，却是被汉人生活方式给完全同化了，在中原占据主流位置的语言仍然是汉语，而且北方的“普通话”依旧是洛阳地区的洛阳音。
当然，这里的“洛阳音”和三百年前西晋时期的洛阳音并不完全相同。一则过了三百年，语音自身就会发生演变;二则，也掺杂了一定的胡音，引入了一定数量的胡人语言的借词。不过在大部分学者看来，北方这种百姓普遍在讲的语音，比南方中下层社会群众(不包括士族大姓)讲的“吴语”，还是要“纯正”不少。
您问为什么?唉，多解释几句吧。
你们这些中原士族南迁之前，江南地区和更南边的闽粤楚湘，(跟草原游牧民族相比)接受中原文化已经很深了，但是仍然保持着鲜明的自身特色，当地人的语言有的与汉语同源但差异很大，有的根本就不是汉语。当你们南迁以后，虽然人数少，但有更先进的文化和社会组织，就自然导致当地人的语音向你们靠拢。这个有点像英语殖民地那些所谓“印度英语”之类的东西，它们是少数外来人口文化优势加上当地土著人数优势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当地土著用自己土语的音系去生搬硬套学出来的“洋泾浜英语”。而在南北朝时期，就是南方的“老吴语”生搬硬套“洛下音”，最后大部分语音都类似洛阳腔，但整体音系和好些词汇又是“老吴语”底层的，发展到隋唐，汉晋老吴语基本上就给消灭了，出来的是一种“新吴语”，这个“新吴语”，再往后演变成了现代南方吴语的前身。
其实中国南方的方言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在中原一波波移民影响下，用南方土著的音系来生搬硬套学的各时代“正音”“官话”。因此，一方面，南方方言里有不少字词看起来是“保留了古音”;另一方面，南方方言的内部音系却很“乱”，历史层次太复杂，整体上很难“还原”到“中原正音”。而相比之下，那些“乱华”的草原游牧民族，因为语言和汉语差得太多，相互影响感染的程度就比较小，发展几百年以后，大部分游牧民族后代就干脆抛弃了本民族语言，直接去讲汉语了。
于是在隋建国不久的开皇初年，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有那么七八个人鬼鬼祟祟——唉，不对，是趾高气扬、斯文优雅地来到当时一位著名学者陆爽家里，参加一个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文艺沙龙，主要论题就是“我大中华文化圈应该推广使用什么样的官话、国语、普通话、正音……”
与会的专家学者首先达成了两项共识：
第一，现代(也就是隋朝初年)人们说话的语音，不管是哪里的，都太歪曲、太猥琐、太难听、太“三俗”啦!用这种语音去读诗经、汉赋、乐府，好多都不押韵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精华都要失传殆尽啦，呜呼哀哉……
第二，那么俺们要更正推广什么样的语音呢?当然最美好的黄金时代是夏商周三代啦，尧舜禹汤那时候啊……(此处省略复古癖们的梦话癔症三千字)只可惜三代离俺们现在太远了，语音完全不可考，那么退而求其次，俺们就去复原推广五胡乱华之前的中原洛阳正音吧!
这两项共识都挺容易就取得了，不过容易的部分也就到此为止。下面进入“洛下正音到底如何发音”的讨论阶段，学者们就开始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揪衣领——嗯，好吧，应该没有这么激烈，有身份教养的士族文人们还是保持着和平气氛，斯斯文文地进行学术争论。
争论的内容恶意推想如下：
“洛下正音当然应该以南迁士族保存在金陵的音系为主。”来自南朝的刘臻、萧该等人主张，“北朝音被胡化得太厉害了!比如对家中最重要的男性尊长的称呼，北方人居然普遍顺从胡语，管父兄叫爷、叫哥!汉晋时哪有这种称呼!”
“啊呸，”来自北朝的魏彦渊、卢思道等人反对，“北方语音固然被胡化了，你南朝语音就敢保证没受吴越当地夷语沾染?你说北人呼父为爷很难听，你们南人还呼父为爸呢!一样‘三俗’鄙陋啊各位!”
北音胡化，南音夷化，那么到底应该以哪种语音为正统?可能有聪明人说了——当今皇帝讲哪种语音，哪种就是正音呗，政治正确的大方向不能变。
您要是那一晚在陆爽家里说了这话，估计沙龙现场立刻就得沉默下来，各位大学者你望望我，我望望他，有的强行忍笑，有的很鄙夷地用眼光杀死你，再有脾气暴躁的，直接拎着您的脖子丢出门——一个没文化的土包子，别跟我们这儿瞎掺和捣乱了。
于是大家默默地在心里达成了第三项共识：当今皇帝大隋天子杨氏所出身的西北关陇贵族，是全天下最没文化、最土气的上层社会团体，他们的口音(关中秦音)简直就是汉胡语的杂种，议定官话正音的时候，完全不必考虑他们的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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