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贺牛已经考上了高中，再后来贺牛考上了这个南都大学，他其实第一志愿报考的是京都大学，但阴差阳错，并未能如愿考上。于是他就成了南都大学的毕业生。
关于时代背景的介绍，重点在于教育文娱政治。
一些事有时很难，同时有时很简单。难和易不在于事情的复杂程度，在于是否找对了人。贺牛显然是对的人，于是找校址的事情很快便落实了，据他自己讲是一个阔少下海跟风玩了半年，觉得腻了，便撒手不管了。言下之意很是不屑，很明显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但贺牛并没帮他想起自己的身份。贺牛知道现在该造造势头了。但贺牛并没首先提及办学的事情。他知道在中国，很多事情都需要打一个弯才能把事情办好。
贺牛于是写了一篇名叫《安放在何处的课桌》，写完后，又改了几遍。然后把文章交给贾兄，贾兄前天说他在沪宁晚报有熟人。
但是，第二天贺牛便没有在沪宁晚报上见到了他的文章。
他不着急，他当然不会着急。艾森先前投稿往往半年都没有音信的事情他自然知道不少。
一个周后，还是没有音讯，两个周后，依然没有音讯。这时贺牛有些坐不住了，毕竟自己这并不算得是什么文学作品，审稿周期应该不会如此之长。报纸一般会在次日便定下稿件是否录用。毕竟是晚报，每天都要出一期。莫非是发表不了了，于是贺牛便走进了贾兄办公室向他打听情况。
贾兄听完后，有些疑惑地说：“当时她都答应下来了，怎么还不见动静呢。”说完后，他又拿起电话拨出了一串号码。
贺牛便退了出来。
第二日上班时，贾兄把一份报纸拍到贺牛办公桌上。
贺牛拿起来一看，从头翻到尾，终于看到了他的那篇文章。不过文章的标题已经取消了，字数也少了许多。他的文章并没如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出现在头条头版。而是民生建议栏里，民生建议属于好戏，当然不能享受头版头条的待遇了，自然只能放在压轴的位置了。
他的那篇文章放在那里显得很怪，一下把多半个建议栏占满了，不像其他的建议多是简单的几十个字。
贺牛看着这个显着很是古怪的报纸版面，心里有些没底儿了。谁会注意到这些角落里的我文字呢?
但贺牛并没放弃，贺牛很快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贺牛这次并没怎么修改，只检查了下错别字，然后把稿子交给了贾兄，让他托关系务必让文章能在头版发表。
这次文章发表的速度出乎贺牛的意料之外。
他便在沪宁晚报的头版看到了他的文章，而且这次的文章居然一字未改。这篇文章叫《民工的孩子也应有课桌》，该文延续《安放在何处的课桌》的主题，对现存的教育制度提出的批判，对民工孩子的教育权利的关注缺失。
该文进一步明确民工孩子享有受教育权，甚至还提出了计划生育超生孩子的教育权利享受问题。文章指出受教育权是每个公民的天然权利，不应该让家庭经济条件成为决定孩子受教育权的阻碍，每一个中国公民有权利在中国大地上享有任意享受教育的权力，尤其是义务教育。
贺牛在文章的最后，笔锋一转，但根据现在社会发展情况，受教育权不可能体现为完整的权力，中国公民在中国大陆上享有完全自由的居住权和受教育权目前还无法完整兑现，任何权力的实现都是受时代历史条件限制。所以民办教育当成为教育的有益补充，让民工的孩子有一个在父母跟前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也是沪市人民宽容大度精神的体现。贺牛看着这篇完整的文章舒了口气。
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在舆论界形成热点。多家南方报纸进行了转载，北方一家报纸也注意到了他的文章，也进行了转载，并且刊发了编者按，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支持，说市场既要效率，同时也要兼顾公平。位于花都的一家老牌报纸甚至还提出了要采访他的要求，贺牛拒绝了。贺牛看着这些评语，知道他的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于是他没有继续再写文章了，他知道过犹不及。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贺牛的观点。第二篇文章发表的一周后，同样是在沪宁晚报，另一篇文章刊出，题目为《论稳定对改革的重要性》。文章并没多谈什么改革，倒是通篇在指责贺牛那篇文章是在泼脏水，开改革的倒车，故意夸大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地方。这是比较文明的反对。当然也有不文明的反对。
贺牛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几个小混混，一个看起来是头儿的小混混在他出现时，那张照片比对了一下。于是这些小混混提着木棍把他堵在一个胡同里。
但贺牛最终安然无恙地走出了胡同，小时爬山过河练就的体质那可不是这些只会拿着棍棒吓唬人的混混所能比较的。接着就有流言传来，说贺牛因为发表不当言论已经被监视居住。贺牛并没感到多么地惊讶和意外，他知道这些都是因为自己写的那篇文章触动了某些人过分敏感的神经。他本意当然不是如此，但他也知道此文一出，不可能只有鲜花与掌声。
但混混也就只是混混，他们终究是不敢明目张胆，吃了憋以后。贺牛就再也没有遇到有什么可疑人员尾随了。而那篇反对他的文章也没形成什么气势，倒是给了贺牛又一次看见自己文章发表的机会。就在反对他的文章发表次日，沪宁晚报加急出了一份增刊，增刊上便刊登了他的第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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