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定理了。故事里的名人或英雄大抵有两种。一是官，一是文人，前者如包
龙图海瑞彭宫保，后者如罗隐秀才解学士徐文长，至于聪明的白衣——例如
后世社会上很有势力的流氓，则不大有份。这或者因为在科举制度下的社会
里起码非秀才不能有势力，或者也因为那时流氓便由秀才们兼做去的缘故
罢。总之这一点里与西洋很有不同，假如不把主教来当作官，教徒与武士当
作文武秀才看。七贤是本地人，他们在故事里的地位所以并不是官，可以像
彭宫保那样地有许多作为，但只是一位乡绅，那么也就归入文人队中，跟了
徐文长去活动活动罢了。徐文长一派自罗隐秀才以来便不大阔气，只有解学
士算是有一官半职，如今前后七贤都是不很小的官儿，真可以说是同路人中
最有光荣的了。记得容元胎君序中说及因此可以考见中国人民尊重官和科名
的心理的一斑，我觉得这也说得很有道理。这种心理是全国的，或者说是全
文化的亦无不可，因为在朝鲜安南恐怕也逃不了这影响。其次，这些故事多
是流动的，流传在各处，集合在一个箭垛上，便成了传说，散出来又是种种
的童话或笑话。因为如此，七贤的地方传说颇缺少地方色彩，大抵与罗解徐
诸前辈的言行同一轨范，故其地位不重在地方文艺上，但以国民传说的研究
资料论，则自有其真价值也。
中国民俗学的运动渐渐发达，特别在广东浙江两省，因了钟敬文娄子匡
林培庐诸同志的努力，有好些研究机关与刊物，这是很可乐观的事。研究的
初步重在搜集资料，中国地大物博，这种工作也就颇烦重，不是现今少数同
志所能办好，在这样困难之下却总能有那些成绩，风俗和歌谣故事方面有了
不少记录，不能不说是很好的成绩了。但是资料搜集固然多多益善，而搜集
的得法不得法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最要注意的是其记录的方法。我们现
在只就故事来讲，搜集故事的缺点是容易把它文艺化了，它本来是民间文学，
搜集者又多是有文学兴趣的，所以往往不用科学的纪录而用了文艺的描写，
不知不党中失了原来的色相，这当做个人的作品固有可取，但是民俗学资料
的价值反未免因而减少了。歌谣故事之为民间文学须以保有原来的色相为条
件，所以记录故事也当同歌谣一样，最好是照原样逐字抄录，如不可能则用
翻译法以国语述之，再其次则节录梗概，也只可节而不可改，未后二法已是
搜集故事者的特许自由，为搜集歌谣者所不能援引者也。大凡愈用科学的记
录方法，愈能保存故事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资料之价值，这本是极普通的话，
因为偶然想到，便蛇足地写在这里了。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于北平苦雨斋。
□1933年作，1934年刊，“天马”初版本，署名周作人
□收入《苦雨斋序跋文》
墨憨斋编山歌
明末清初文坛上有两个人，当时很有名，后来埋没了，现在却应当记忆
的，一是唱经堂金圣叹，二是墨憨斋冯梦龙，——此外还有湖上笠翁，现在
且按下不表。
关于金圣叹的事迹，《心史丛刊》中有一篇考，说得颇详细。佩服圣叹
的人后世多有，但我想还应以清初的刘继庄与廖柴舟为代表。廖柴舟的《二
十七松堂文集》卷十四有一篇《金圣叹先生传》，圣叹死后三十五年过吴门，
“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因为诗吊之，并传其略”云。传未论断曰：
“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
生面，呜呼，何其贤哉。”又曰：
“然画龙点睛，金针随度，使天下后学悉悟作文用笔墨法者，先生力也。”
柴舟对于圣叹极致倾倒，至于原因则在其能揭发“文章秘妙”，有功后学。
刘继庄著《广阳杂记》五卷，有两处说及圣叹。卷三讲到潘良耜的《南华会
解》，以内七篇为宗，外篇杂篇各以类从分附七篇之后，云：
后游吴门，见金圣叹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删去《让王》《渔父》
《盗跖》《说剑》四篇，而置《天下》篇于后。予尝问金释弓曰，曾见
潘本《会解》否?释弓曰，唱经堂藏此本，今籍没入官矣。则圣叹当时
印可此书可知。
卷四说蜀中山水之奇，“自幼熟读杜诗，若不入蜀，便成唐丧”，后云：
“唱经堂于病中无端忽思成都，有诗云，卜肆垂帘新雨霁，酒垆眠客乱
花飞，馀生得到成都去，肯为妻儿一洒衣。想先生亦是杜诗在八识田中作怪，
故现此境，不然先生从未到成都，何以无端忽有此想耶。”全谢山为继庄作
传，末有附识两则，其二曰：
继庄之才极矣，顾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极许可金圣叹，故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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