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的民歌，对于民俗学的研究，虽然一样有用，从文艺或道德说，便不免
有可以非难的地方。绍兴“秧歌”的扮演，至于列入禁令，江浙通行的印本
《山歌》，也被排斥。这册中所选的二十篇，原是未经著录的山歌，难免也
有这些缺点。我想民间的原人的道德思想，本极简单，不足为怪;中国的特
别文字，尤为造成这现象的大原因。久被蔑视的俗语，未经文艺上的运用，
便缺乏了细腻的表现力：简洁高古的五七言句法，在民众诗人手里，又极不
便当，以致变成那个幼稚的文体，而且将意思也连累了。我看美国何德兰
(Hend-land)的《孺子歌图》，和日本平泽平七(H·Hirazawa)的《台湾
之歌谣》中的译文，多比原文尤为明瞭优美，这在译界是少有的事，然而是
实在的事。所以我要说明，中国情歌的坏处，大半由于文词的关系。倘若有
人将他改作如《妹相思》等，也未始不可收入古人的诗话;但我们所要的是
“民歌”，是民俗研究的资料，不是纯粹的抒情或教训诗，所以无论如何粗
鄙，都要收集保存。半农这一卷的《江阴船歌》，分量虽少，却是中国民歌
的学术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绩。我们欣幸他的成功，还要希望此后多有这种
撰述发表，使我们能够知道“社会之柱”的民众的心情，这益处是溥遍的，
不限于研究室的一角的。所以我虽然反对用赏鉴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却极
赞成公刊这本小集，做一点同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
中华民国八年九月一日。
□1919年作，1923年
1月刊《歌谣》6号，署名周作人
□收入《谈龙集》
评尝试集匡谬
南京高师教员所办的《学衡》第一期里，有一篇胡先骕君的《评〈尝试
集〉》，是对付胡适之个人而作的。听说这胡君便是胡适之在《新青年》上
嘲笑过的“翡翠衾寒，鸳鸯瓦冷，..早丁字檐前，繁霜飞舞”的好词的著
者，但现在却异其面目，据了中外古今的大道理，来批评新诗了。评新诗原
很好，只可惜他太“聋盲吾国人”了，随意而言，很有几个背谬的处所，不
合于“学者之精神”。我因此也不辞“翻胔剔骼”之讥，略加匡正，窃取“不
事嫚骂”与“必趋雅音”之二义，题曰“《评〈尝试集〉》匡谬”。
一、梅光迪君在《评提倡新文化者》文中，痛骂“彼等”“言文学则袭
晚近之堕落派”，而胡君的文章却劈头就引“辛蒙士”的议论。难道胡君竟
不知辛蒙士正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堕落派”么?倘使胡君肯买一本辛蒙士的
论文来一查，便不至于被同志的梅君掌嘴了。大约他只购求了
Eve-ryman’sLibrary里的一本《辜勒律己之文学传记》，一见卷头的序文，便以为定是
一位文学正宗的老博士所作，赶忙引用起来，岂料他竟是威尔士的一个堕落
派呢?于是便上了这一个老大的当了。像他那样于欧西文化有“广博精粹之
研究”的学者，尚且不免“所知既浅。..束书不观，中乃空虚无有。”可
见“新文化”之真不易讲了。
二、胡君说，“乔路但时之英德意文。与今日之英德意文较，则与中国
之周秦古文。与今日之文字较相若”。今日之“文字”是什么?是指用汉字
所写的文言，还是指用汉字所写的白话呢?照道理讲起来，所说的当然是后
者。但即使依彼等的“诡辩”，以为所谓今日之文字是指文言，那么正与今
日之英德意人的不用乔路但时之英德意文“相若”，今日之中国人也应至少
不用周秦古文了。然而《学衡》上《国学摭谭》的序里第一句便说“粤稽我
炎夏”，请问这是什么时候的古文?胡君知道这粤字在今日之文字中只用作
广东的别称么?
三、胡君说，“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学，其谁能指其非。”我真料
不到胡君会发这样通达之论，他明明是赞成胡适之的提倡废弃古文而用白话
文了。因为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学，不但是废弃汉文，乃是废弃日本的古
文而用日本的白话!这件事实也并非什么僻典，只要稍读日本近代文学史的
都知道。胡君倘若预先一查英国阿斯敦的《日本文学史》(美国
Appleton
书店有翻板)，便不至于闹出这场笑话来了。刘伯明君在《学者之精神》上
说，“真正学者，不敢自欺欺人，必俟确有把握，而后敢以问世。”这几句
话很像是对于好朋友的诤言，看了不禁代为惶愧。我并不如梅君一样，贸贸
然断定胡君是伪学者，不过忠告几句，万不可不有“学者之精神”，倘若他
有志变成真学者。
四、胡君说，“陀司妥夫士忌戈尔忌之小说，死文学也，不以其轰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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