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
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同时北平有
一家书店愿意印行这本小册，和邓先生接洽，我便赞成他们的意思，心想一
不做二不休，索性印了出来也好，就劝邓先生这样办了。
我想印了出来也好的理由是很简单的，大约就是这几点：其一，邓先生
既然记录了下来，又记得很好，这个工作埋没了也可惜。其二，恰巧有书店
愿印，也是个机缘。其三，我自己说过就忘了，借此可以留个底稿。其四，
有了印本，我可以分给朋友们看看。这些都有点近于自私自利，如其要说得
冠冕一点，似乎应该再加上一句：公之于世，就正大雅。不过我觉得不敢这
样说，我本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这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意见的谬误
不必说了，就是叙述上不完不备草率笼统的地方也到处皆是，当作谈天的资
料对朋友们谈谈也还不妨，若是算它是学术论文那样去办，那实是不敢当的。
万一有学者看重我，定要那样的鞭策我，我自然也硬着头皮忍受，不敢求饶，
但总之我想印了出来也好的理由是如上述的那么简单，所可说的只有这四点
罢了。
末了，我想顺便声明，这讲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我说杜撰，并
不是说新发明，想注册专利，我只是说无所根据而已。我的意见并非依据西
洋某人的论文，或是遵照东洋某人的书本，演绎应用来的。那么是周公孔圣
人梦中传授的吗?也未必然。公安派的文学历史观念确是我所佩服的，不过
我的杜撰意见在未读三袁文集的时候已经有了，而且根本上也不尽同，因为
我所说的是文学上的主义或态度，他们所说的多是文体的问题。这样说来似
乎事情非常神秘，仿佛在我的杜园瓜菜内竟出了什么嘉禾瑞草，有了不得的
样子，我想这当然是不会有的。假如要追寻下去，这到底是哪里的来源，那
么我只得实说出来：这是从说书来的。他们说三国什么时候，必定首先喝道：
且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觉得这是一句很精的格言。我从这
上边建设起我的议论来，说没有根基也是没有根基，若说是有，那也就很有
根基的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周作人记于北平西北城。
□1932年
9月刊“人文”初版本，暑名周作人
□收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知堂文集序
知堂的意义别有说，在集内，兹不赘。我所怕的是能说不能行，究竟我
知道些什么呢，有哪些话我说得对的呢，实在自己也还不大清楚。打开天窗
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
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哪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
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我对于
信仰，无论各宗各派，只有十分的羡慕，但是做信徒却不知怎的又觉得十分
的烦难，或者可以说是因为没有这种天生的福分罢。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
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
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
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作
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老实的朋友读了会误解的地
方难免也有罢?那是因为写文章写得撇扭了的缘故，我相信意思原来是易解
的。或者有人见怪，为什么说这些话，不说那些话?这原因是我只懂得这一
点事，不懂得那些事，不好胡说霸道罢了。所说的话有的说得清朗，有的说
得阴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似乎很不一律，但是一样的是我所知道的实
话，这是我可以保证的。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周作人于北平。
□1933年
3月刊“天马”初版本，暑名周作人
□收入《知堂文集》
周作人书信集的序信*
小峰兄：承示拟编书信，此亦无不可，只是怕没有多大意思。此集内容
大抵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书，二是信。书即是韩愈以来各文集中所录的那些
东西，我说韩愈为的是要表示崇敬正宗，这种文体原是“古已有之”，不过
汉魏六朝的如司马迁杨恽陶潜等作多是情文俱至，不像后代的徒有噪音而少
实意也。宋人集外别列尺牍，书之性质乃更明瞭，大抵书乃是古文之一种，
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
理，而尺牍乃非古文，桐城义法作古文忌用尺牍语，可以证矣。尺牍即此所
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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