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悲哀愁思的地方原无不可，或者这就可以说亡国之音。《诗经·国风》
云：
有兔■■，雉离于罗。
我生之初，尚无为。
我生之后，逢此百罹。
尚寐无吪!
这种感情在明季的人心里大抵是很普通罢。有些闲适的表示实际上也是
一种愤懑，即尚寐无吪的意思。外国的隐逸多是宗教的，在大漠或深山里积
极地修他的胜业，中国的隐逸却是政治的，他们在山林或在城市一样的消极
的度世。长沮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便说出本意来。
不过这种情形我想还应用《乐记》里别一句话来包括才对，即是“乱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孔颖达解亡国为将欲灭亡之国，这也不对，亡国便干脆
是亡了的国，明末那些文学或可称之曰乱世之音，顾亭林傅青主陈老莲等人
才是亡国之音，如吴梅村临终的词亦是好例。
闲话休提，说乱世也好，说亡国也好，反正这都是说明某种现象的原因，
《乐记》云，“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其情之所以动，则或
由世乱政乖，或由国亡民困，故其声亦或怨怒或哀思，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会
忽发或怨怒或哀思之音，更不是有人忽发怨怒之音而不乱之世就乱，或忽发
哀思之音而不亡之国会亡也。中郎的文章如其是怨以怒的，那便是乱世之音，
因为他那时的明朝正是乱世;如其是哀以思的，那就可以算是亡国之音，因
为明末正是亡国之际，“时当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所可说的如此而已，
有什么可以“昭后世之炯戒”的地方呢?使后世无复乱世，则自无复乱世之
音，使后世无感亡国，则自无复亡国之音，正如有饭吃饱便不面黄肌瘦，而
不生杨梅疮也就不会鼻子烂落也。然而正统派多以为国亡由于亡国之音，一
个人之没有饭吃也正由于他的先面黄肌瘦，或生杨梅疮乃由于他的先没有鼻
子。呜呼，熟读经典者乃不通《礼记》之文，一奇也。中郎死将三百年，事
隔两朝，民国的文人乃尚欲声讨其亡国之罪，二奇也。关于此等问题，不佞
殆只得今天天气哈哈哈矣。
说到这里，或者有人要问，足下莫非是公安派或竟陵派乎?莫非写亡国
之音者乎?这个疑问也问得当然，但是我惭愧不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语。
第一，我不是非宗教者，但实是一个无宗教者。我的新旧教育都不完全，
我所有的除国文和三四种外国文的粗浅知识以外，只有一点儿“生物的知
识”，其程度只是丘浅治郎的《生物学讲话》，一点儿历史的知识，其程度
只是《纲鉴易知录》而已，此外则从蔼理斯得来的一丝的性的心理，从弗来
则得来的一毫的社会人类学，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别无用处，却尽够妨碍我
做某一家的忠实的信徒。对于一切东西，凡是我所能懂的，无论何种主义理
想信仰以至迷信，我都想也大抵能领取其若干部分，但难以全部接受，因为
总有其一部分与我的私见相左。公安派也是如此，明季的乱世有许多情形与
现代相似，这很使我们对于明季人有亲近之感，公安派反抗正统派的复古运
动，自然更引起我们的同感，但关系也至此为止，三百年间迟迟的思想变迁，
也就不会使我们再去企图复兴旧庙的香火了。我佩服公安派在明末的新文学
运动上的见识与魄力，想搜集湮没的三袁著作来看看，我与公安派的情分便
是如此。
第二，我不是文学家，没有创作，也说不上什么音不音。假如要说，无
论说话写字都算是音，不单是创作，原来《乐记》的所谓音也是指音乐，那
么，我也无从抵赖。是的，我有时也说话也写字，更进一步说，即不说话不
写字亦未始不可说是音，沉默本来也是一种态度，是或怨怒或哀思的表示。
中国现在尚未亡国，但总是乱世罢;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如不归依天国，心
不旁鹜，或应会试作“赋得文治日光华”诗，手不停挥，便不免要思前想后，
一言一动无不露出消极不祥之气味来，何则，时非治世，在理固不能有好音，
此查照经传可得而断言者也。国家之治乱兴亡自当责有攸归，兹不具论，若
音之为乱世或亡国，则固由乱世或亡国的背景造成之，其或怨怒或哀思的被
动的发音者应无庸议。今之人之不能不面黄肌瘦者真是时也命也，不佞岂能
独免哉，不佞非公安派而不能逃亡国之音之谥者亦是时也命也。吾于是深有
感于东北四省之同胞，四省之人民岂愿亡国哉，亦并何尝预为亡国之音，然
而一旦竟亡，亦是时也命也。我说时与命者，言此与人民之意志无关，与文
学之音亦无关也。音之不祥由于亡国，而亡国则由于别事，至少决不由于音
之祥不祥耳。人苟少少深思，正当互相叹惋，何必多哓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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