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鲁迅提倡一种“随便翻翻”式的阅读：“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随便翻翻”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读闲书”，什么书都读，“开卷有益”就是。“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鲁迅由此而提出“比较的阅读法”：“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法子”，“我看现在的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53〕所谓“真金”，就是原著，特别是经典作家的原著，一读经典原著，就知道许多所谓“注经”之作是如何荒谬了。
这里已经涉及“读什么书”的问题。鲁迅在《读书杂谈》里，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直到1936年，鲁迅还在一封写给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提出忠告——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54〕
这也是鲁迅的经验之谈。鲁迅是学医出身，转而从文，他的知识结构中体现着一种文、理的交融。就像我们在本书的第八讲里所说到的那样，他在年轻时候就对文学与科学都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就为他以后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奠定了宽厚的基础。因此，鲁迅所说读一点课外的书，不仅是为了扩大知识面，更可以提高每一个人的文化教养、精神境界，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在《读书杂谈》的结尾，鲁迅对学生们还有两点提醒，也非常重要。一是读书时要“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他引用叔本华的话说，不能让自己的“脑子给别人跑马”，读书的结果如果是使自己变成“书橱”，那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但如果只是读书，即使能够思索，也还“不免是空想”;“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鲁迅的最后一句话是——
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关于写作，鲁迅说得更多，比如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里所说的几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以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55〕就曾被毛泽东所引用，作为“反对党八股”的有力武器。我们这里主要读两篇：《无声的中国》与《作文秘诀》。
《无声的中国》是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一篇演讲。〔56〕他提出了两条基本的写作原则。首先是——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
这看起来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真正要做到却并不容易。鲁迅说：“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上来讲，现代中国人面临着两个强势文化，一是古人所创造的文化，一是外国人所创造的文化，如果缺乏足够的文化消化力与创造力，就很有可能被这两种文化所俘虏，一味地模仿，按照古人或外国人的思维去想问题，按照古人或外国人的表达方式去说话、写文章，“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美国人、法国人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处于鲁迅所说的“被描写”的状态，〔57〕即让别人(古人、外国人，或某个意识形态权威)来代表自己，用别人的话来描写自己。这样的中国，看似有声，其实是“无声”的。
于是，鲁迅发出了这样的召唤——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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