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几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谈到了先驱者“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的悲剧。〔26〕这恐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普遍存在，鲁迅一再地记起耶稣被以色列人杀害的悲剧，在《野草》里的《复仇(其二)》里，就写到了耶稣被钉杀时心中充满了对愚昧的以色列人的“悲悯”和“咒诅”，〔27〕与夏瑜连声说“可怜”确有相通之处。鲁迅还一次次地写到中国现代史上一再出现的先驱者“枭首陈尸”，只“博得民众暂时的鉴赏”的场面，〔28〕他还引用南京的民谣：“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以为这是“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29〕先驱者(夏瑜们)与群众的关系，本来是一个“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的关系，但在中国的现实中，却变成了“被看”与“看”的关系;应该说，这是鲁迅充满苦涩的一大发现：一旦成为“被看”的对象，启蒙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实奋斗全都成了“表演”，变得毫无意义，空洞、无聊又可笑。而且这样的“被看\看”的关系，还会演变为“被杀\杀”的关系：《药》所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启蒙者(夏瑜)被启蒙对象(华老栓一家)活活吃掉的惨烈的事实。而他的反思、质疑则是双向的：既批判华老栓们、看客们的愚昧、麻木与残忍，又反省启蒙者夏瑜们自身的弱点。而我们知道，鲁迅也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因此，无论他对夏瑜悲剧命运的发现，还是他对启蒙主义者的反省，最终都是指向自身的：他的忧愤的格外深广，也正在于此。
以上我们通过《示众》、《孔乙己》、《药》等作品的细读，对“看客”现象，“看\被看”模式的两种类型做了详尽的分析，现在可以略做一点小结。鲁迅的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鲁迅在他的杂文中有一系列的概括与发挥。他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30〕这里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坚定的信仰，“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31〕对于所想与所说、所写，都“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32〕鲁迅说“玩玩笑笑，寻开心”这几个字“就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33〕因此，在中国，没有真正的“信”而“从”，只有“怕”与“利用”，最多的是“做戏的虚无党”，所谓“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是写尽了中国的特点的，这是一个“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34〕不但自己做戏，也把别人的言说与作为都看做做戏。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游戏场，大剧场”，一切真实的思想与话语一旦落入其中，就都变成了供看客鉴赏的“表演”。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反复描写的“看客”现象，就是一种全民族的“演戏”与“看戏”。这样的全民表演，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消解力量：下层人民(祥林嫂、孔乙己们)真实的痛苦，有理想、有追求的改革者、精神界战士(夏瑜们)真诚的努力与崇高的牺牲，都在“被看”的过程中，变成哈哈一笑。正是这全民的狂欢，“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得以继续排下去，〔35〕“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36〕这些“看客”们之中。
注释
〔1〕参看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135—14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4卷，512页。
〔3〕《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6卷，290—291页。
〔4〕《〈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2卷，342页。
〔5〕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3卷，29页。
〔6〕《〈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2卷，342页。
〔7〕孙福熙：《我所见于〈示众〉者》，原载1925年5月11日《京报副刊》。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集，9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8〕《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1卷，163页。
〔9〕孙福熙：《我所见于〈示众〉者》，载1925年5月11日《京报副刊》，收《鲁迅研究学术著作资料汇编》第1卷，9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10〕《〈黯淡的烟蔼里〉译者附记》，收《鲁迅全集》10卷，185页。
〔11〕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收《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83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12〕《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1卷，124页。
〔13〕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85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14〕《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4卷，512页。
〔15〕《淡淡的血痕中》，《鲁迅全集》2卷，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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