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们凭直觉去读这故事，首先会觉得很感人：无论对死去的小兄弟，还是对母亲，都有一种浓浓的亲情。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为这样一些描写感到诧异：比如，为什么说“掘开来!”“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呢?掘开之后，一再强调“什么也没有”、“消尽”、“没有”、“踪影全无”，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使我们感觉到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什么。这个小兄弟的“坟”是有所隐喻的，对于吕纬甫，他的这次掘坟的行动，是对已经逝去的生命的一个追踪，所以在他的感觉中这是“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而最后开掘的结果，却是“无”：这正是鲁迅的命题，尽管明知“踪影全无”，他仍然要去开掘;明知是“骗”，也要埋葬。我想可能感动我们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对已经逝去的生命的追踪与眷念。鲁迅在他的杂文里，对这个命题，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在《写在〈坟〉的后面》，就有这样一段话——
这不过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点陈迹。……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
……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念，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最后，鲁迅又“拉来”当年陆机悼曹操文来为自己这篇文章“作结”——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3〕
结合《写在〈坟〉后面》，再来读《在酒楼上》，我们会再一次体会到鲁迅和魏晋文人的相通，表面的放达，掩饰不住对逝去的生命和已在的生命深情的眷恋。于是，我们也终于明白，吕纬甫其实是鲁迅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正是在吕纬甫身上，隐藏了鲁迅身上某些我们不大注意的方面，甚至是鲁迅的自我叙述中也常常有意无意遮蔽的方面，这就是他那种浓浓的人情味，他对生命的眷恋之情。这正是我们在鲁迅大部分著作中不大看得到的，吕纬甫这个形象，就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但我们还要注意，吕纬甫的自我陈述是在同“我”的对话中进行的，而“我”正是另外一个鲁迅自我。这就是说，看起来是吕纬甫一个人在讲故事，其实他的叙述，有一个“我”在场，时时刻刻有“我”在看着他，所以在“我”的审视的眼光的压迫下，吕纬甫是用一种有罪心理来讲这个故事的。因此，在他讲完了给小弟弟埋葬的故事后，接着又说了这样一番话——
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
读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在《〈穷人〉小引》里说的一段话——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葬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4〕
在这场对话中，“我”扮演的正是“伟大的审问者”的角色，吕纬甫作为一个“伟大的犯人”，一面在“我”的审视下谴责、揭发自己，一面却又有意无意地陈述“自己的善”，“阐明那埋葬的光耀”。而这“伟大的审问者”与“伟大的犯人”都同属于鲁迅：这是他的灵魂的自我审问与自我陈述，正是在这两种声音的相互撞击、纠缠之中，显示出了鲁迅自己以及和他同类的知识分子“灵魂的深”。
我们还可以把讨论再深入一步：这样的自我审问与自我陈述显示了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什么样的内在矛盾呢?这就需要对“我”与吕纬甫这两个人物做进一步的分析。前面我们已经讲到，“我”是一个“漂泊者”，他仍然怀着年轻时的梦想，还在追寻，因此依然四处奔波，但他却苦于找不到精神的归宿：“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吕纬甫却有了另一番命运：在现实生活的逼压下，他已不再做梦，回到了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大地的“坚守者”，他关注的、他所能做的，都是家族、邻里生活中琐细的、却是不能不做的小事情，例如给小弟弟迁葬、为邻居的女儿送去剪绒花之类，——顺便说一句，吕纬甫关于迁葬的叙述，我已做了详尽的分析，他关于送剪绒花的叙述，也有很多可咀嚼的东西，同学们可以自去分析——，而且不可避免的，还要做出许多妥协，例如仍教“子曰诗云”之类。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他回到日常生活中来，获得了普通人生活中固有的浓浓的人情味，但却仍然不能摆脱“旧日的梦”的蛊惑，为自己“绕了一点小圈子”又“飞回来了”而感到内疚。这是一个双向的困惑产生的双向审视：对于无所归宿的“漂泊者”的“我”，吕纬甫叙述中表露出来的对于生命的眷恋之情，不能不使他为之动心动容;而面对还在做梦的“我”，“坚守者”吕纬甫却看清了自己生活的平庸与“无聊”的这一面，而自惭形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表达了鲁迅(及同类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的：作为现实的选择与存在，鲁迅无疑是一个“飘泊者”，他也为自己的无所归宿而感到痛苦，因此，他在心灵的深处是怀有对大地的“坚守者”的向往的，但他又警惕着这样的“坚守”可能产生的新的精神危机：这又是一个鲁迅式的往返质疑，因此，小说中的“我”与“吕纬甫”确实都有鲁迅的身影，但他自己是站在“我”与“吕纬甫”之外的。而读者读这篇作品，却会因自己处境的不同而引起不同的反响：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坚守者”，你可能会为吕纬甫的自我谴责感到震撼;如果你是个“漂泊者”，小说中“我”的“客子”感就会引起你的共鸣，你也可能对吕纬甫陈述中掩饰不住的普通人生活中的人情味、生命的眷念感顿生某种羡慕之情。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个人体验来感受这篇小说，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样，读者也就参与到小说的二重声音的驳难之中。鲁迅将一个大的想象空间、言说空间留给了读者，这是一个开放的文本：这也是鲁迅小说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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