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鲁迅经历了“三一八”惨案与“四一五”大屠杀，“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而自己“只有杂感而已”，〔10〕就不能不引起更深刻的反省。面对着“血的游戏”，而且“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鲁迅终于发现——
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
他解释说：“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11〕
这同样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发现，其所引起的知识分子的震撼不亚于“人肉的筵席”的发现，它使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正视自身的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正如鲁迅所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而所谓觉醒的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正是首先从梦中醒来却又找不到路，而且是醒得越彻底越找不到路，如鲁迅在同一篇演讲中所说，我只知道要不断地往前走，要不断地“战斗”，但怎么走，走向哪里，如何战斗，则是“不知道”的。〔12〕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的觉醒的知识分子是必然处于永远的困惑状态中，因此才会有永远的探索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觉醒的知识分子还要求自己担负思想启蒙的社会责任，这样，也就必然将自身的矛盾转移到被启蒙的对象，主要是年轻一代身上，而一旦年轻人“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遭到屠戮，就会引起几乎是原罪式的自责：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自身的困惑无力之间的几乎不可解的矛盾，也可以说是所谓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宿命。
但鲁迅仍然表示：我“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13〕。于是，他又有了许多痛苦的发现。
当有的知识分子将据说是无限美好的“资产文明”推销给中国老百姓，许诺“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14〕通俗地说，就是“穷人总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连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鲁迅却从这“太平”景象中，看到了另一幅有意被掩盖的图景——
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大多数人却还只是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15〕
在被一些知识分子无条件地认同与美化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背后，鲁迅看到的是这样的血淋淋的压榨和倾轧。这是新的等级结构，它鼓励人们为了“爬”到上一等级而相互残杀：这“没有休止”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正是意味着人们在其中挤人、撞人，也即吃人，同时又被挤、被撞、被吃，但又从整体上被真正的“资本”机器及其掌握者吞食。于是，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中，又发现了吃人肉的筵席正在“资本”的名义下继续排下去;也就是说，鲁迅在现代都市文明中，发现了新的奴役关系的再生产，这同样是一个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发现。
更令人震惊的是，当鲁迅在革命队伍中，发现了“革命奸商”、“革命小贩”，以至“革命工头”、“奴隶总管”，不但眼见他们如何“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16〕怎样“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以证明自己“内心的忏悔”，〔17〕而且有了这样的切身体会：“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地做，也是打”，〔18〕特别是面对“以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奴隶总管”，〔19〕鲁迅又发现了新的奴役关系的产生：人肉的筵席还在排着，却是发生在追求自由、解放的革命阵营里，这是格外严重，并且令人特别痛心的。
于是，鲁迅不得不一再地回到他原先的命题上：“什么都要从新做过。”〔20〕
注释
〔1〕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回忆鲁迅》“散篇”中册，71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2〕增田涉：《鲁迅的印象》，《回忆鲁迅》“专著”下册，1385页、138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3〕《夜颂》，《鲁迅全集》5卷《准风月谈》，193页。
〔4〕《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全集》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161页。
〔5〕《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3卷《华盖集》，16页。
〔6〕《狂人日记》，《鲁迅全集》1卷《呐喊》，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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