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倒碾死的是一个孩子，而且是穷苦的卖报的孩子，这是鲁迅最不能忍受的。〔8〕因此，他要追问：推倒孩子的是什么人?——他的考察结论是：穿的是长衫，“总该是属于上等(人)”。
于是，鲁迅由此而联想起上海路上经常遇到的两种“横冲直撞”的人：“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这是洋大人”;“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这一段联想，极具形象性，无论是“踏”与“推”的动作的描摹，还是骄横神态的刻画，都十分传神，充分显示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形象记忆与描写能力。但已有了某一程度的概括，由具体的个别人变成了某一类人(“洋大人”、“上等华人”)，而且具有某种象征意味。
由上等华人又产生了“推”的联想，或者说幻觉：“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这似乎是一连串的蒙太奇动作，极富画面感。“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这是典型的鲁迅的“吃人”幻觉，是小说家的笔法：既有象征意义，又有生动的细节(“舔厚嘴唇”)。然后又联想起更可怕的场面：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被踏死，“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这又是典型的鲁迅的“看客”恐惧，“又有……又是……”，语气十分沉重。“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呀!’”——这是鲁迅的“看戏”主题的再现：轻佻的语气与前文的沉重形成强烈对比。
行文至此，就自然产生一个飞跃——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
“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些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9〕
鲁迅以其特有的思想穿透力，赋予“推”的现象以某种隐喻性，揭示了上海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下等华人”，尤其是“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被任意“推倒”践“踏”;而“高等华人”却在以“保全文化”的名义大加“颂祝”。
鲁迅说，他每读报刊上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妙文，总不免“拉扯牵连”，胡乱想开去，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若即若离的思想，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10〕此篇即是如此，通篇以报纸报道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思考的出发点，引发联想，由个别到普遍，由具体到抽象，提升、概括出一种社会典型现象或社会类型。但又与作为出发点的生活现象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既有概括、提升，当然有所超越(“若离”)，但仍保留现象形态的生动性与丰富性，以及情感性特征(“若即”)，这里正是体现了小说家与思想家的统一，诗与哲学的统一：这正是鲁迅的杂文思维的特点。
《推》之后，鲁迅又连续写了《“推”的余谈》、《踢》、《爬和撞》、《冲》诸篇，以类似的联想方式，论及了“第三种人”的“推”，〔11〕中国人被外国巡捕“踢”引起的民族逃路问题，〔12〕在“自由竞争”美名掩盖下的“爬”和“撞”，〔13〕以及现代文明时代的“婴儿杀戮”，〔14〕都是开口小而挖掘深，所揭示的问题都有极大的概括力，至今仍不失其震撼力。
这都是几乎每时每刻发生在中国城市街头的，甚至成了生活常态，但一经鲁迅的思想烛照，就露出了惊心动魄的“那一面”。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皇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
就这样一个30年代上海的新俗语“抄靶子”，引起了鲁迅的许多联想。
他想起，中国传统中凡有“凌辱诛戮”，必先将被诛戮者宣布为“不是人”:“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这样改换一下名目，杀戮就成了维护“人道”之义举。而现在，“洋大人的下属”“赐”中国人以“靶子”的新“谥”，其民族歧视与凌辱也就符合“人道”了。
而“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于是，鲁迅联想起“前年九月”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幻景：“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又排开了吃人筵席，这回被吃的是整个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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