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读中国人办的报纸，是很容易“胡涂”的，如果过于较真，凡事喜欢想，还要追问，就更“胡涂”。比如，鲁迅在1932年10月31日的《大晚报》上读到一条题为《乡民二度兴风作浪》的报道，就胡涂起来，一直到第二年的2月3日还没有想明白，只得写成篇杂文，捎带发表一点感想。引起疑惑的是这样一段文字——
陈友亮见官方军警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警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
鲁迅感到诧异和“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像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警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系。——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
显然，这里的文句的“不通”，不是“作者本来就没有通”，而是鲁迅所说的“本可以通，而因了种种关系，不敢通，或不愿通的”。——为什么“不敢通”或“不愿通”?鲁迅没有说破，但读者心里明白：明明是“官方军警”开枪打死了乡民，却要掩盖这一血腥的事实，甚至归罪于乡民，于是就出现了这“不通”的文句。
鲁迅“即小见大”，〔29〕注意到“现在，这样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现”，这就反映了中国言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作者连通顺地表达自己的权利都没有，经常陷入“‘不准通’，因而就‘不敢通’”的尴尬。而鲁迅还要追问：中国的作者面对这样的言论不自由的状况所采取的态度。他说：“头等聪明人不谈这些，就成了‘为艺术的艺术’家;次等聪明人竭力用种种法，来粉饰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义文学者’，但两者是都属于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这一类里的。”〔30〕——从“不准通”到“不敢通”，再到“不愿通”、“不肯通”，这“不通两种”其实是有被动“不通”的“奴隶”与主动“不通”的“奴才”的区别的。〔31〕鲁迅就这样从报上一条“不通”的新闻里，不仅读出了“官方”的专制导致的新闻不自由，更读出了一些知识分子中的“聪明人”的奴才本性：这真可谓别具“毒”眼了。
鲁迅另一篇杂文《文学上的折扣》〔32〕，也是教我们如何读报纸上的文章的。仍然从一件小事说起：“凡我所遇见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人中，往往不满于中国文章的夸大。”鲁迅批评由此而大发议论：“这真是虽然研究中国文学，恐怕到死也还不会懂得中国文学的外国人”，而我们中国人早已熟悉了这样的夸大，懂得在听中国文人之言或观其文时，是万万不可轻信，而先要“打折扣”的。“譬如说罢，称赞贵相是‘两耳垂肩’，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对折，觉得比通常也许大一点，可是决不相信他的耳朵像猪猡一样。说愁是‘白发三千丈’，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二万扣，以为也许有七八尺，但决不相信它会盘在顶上像一个大草囤。”以这样的“打折扣法”来读报上的文章，鲁迅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两类文字，因此，要有相应的两种读法，一是故意地缩小、隐瞒，读的时候就要“将少的增多，无的化有”，因此，“刊物上登载一篇俨乎其然的像煞有介事的文章，我们就知道字里行间还有看不见的鬼把戏”;另一类是故意地夸大，虚张声势，读的时候就要“将有的化无”，假如有一天报上连篇累牍地大谈“什么‘枕戈待旦’呀，‘卧薪尝胆’呀，‘尽忠报国’呀”，那么，你千万不要以为真要有什么爱国的壮举，而只能将它“看成白纸”，不过是说说空话，什么都不会有的。
鲁迅的思考由此又伸向历史文化的深处，追根溯源：“《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现在的文人虽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里却还埋着老祖宗，所以必须取消或折扣，这才显出几分真实。”也就是说，报刊上的隐瞒与夸大，也是传统与现代的一种恶性嫁接，要从报上读出真实，确实不容易。
《文学上的折扣》一文结尾谈到了“对天立誓”，又使我们想起了《伪自由书》里的另一篇妙文：《赌咒》。〔33〕文章很短，一开始就进入正题：“‘天诛地灭，男盗女娼’——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现在的宣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这种成语了”。——前者是中国的市井语言，流氓腔十足;后者却是在中国的报刊上或某些冠冕堂皇的场合经常看到或听到的。现在鲁迅又把他们牵连起来了。鲁迅首先对传统的赌咒做了现代的解析，指出这些人是“明知道天不见得来诛他，地也不见得来灭他”才发此毒咒的，“总之是信不得”，还是在做戏;而“男盗和女娼，那非但无害，而且有益：男盗——可以多刮几层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几个‘裙带官儿’的位置”。——这些事儿，本来是谁都这么做却是不便、不肯、不愿说破的，鲁迅一语戳通，就自然成了“恶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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