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鲁迅才着手给无常画像——
身上穿的是斩衰凶服，腰间束的是草绳，脚穿草鞋，项挂纸锭;手上是破芭蕉扇，铁索，算盘;肩膀是耸起的，头发却披下来;眉眼的外梢都向下，像一个“八”字。头上一顶长方帽，下大顶小，按比例一算，该有二尺来高罢;在正面，就是遗老遗少们所戴瓜皮小帽的缀一粒珠子或一块宝石的地方，直写着四个字道：“一见有喜”。有一种本子上，却写的是“你也来了”。
顺便说一句：在《朝花夕拾》的《后记》里，鲁迅还真的画了一幅题为《那怕你，铜墙铁壁》的无常肖像，〔16〕和前引描述性文字对照起来看，是很有意思的。应该说，无论文字还是画图都是神形兼备，惟妙惟肖的。而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这个“鬼”真有些其貌不扬，但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却是经常可以遇见的：这是一个“平民化”的鬼。
而且普通平民还真对他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鲁迅问道：“人们一见他，为什么就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呢?”并且这样回答——
他们——敝同乡“下等人”——的许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积久的经验，知道阳间维持“公理”的只有一个会，而且这会的本身就是“遥遥茫茫”，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神往。人是大抵自以为衔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
这段话里引人注目地出现了“正人君子”、“公理”这些看起来不大协调的概念。查查有关资料，就可以知道，这里所说的“正人君子”指的是以《现代评论》杂志为中心的一批大学教授。鲁迅对他们有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和评价，说他们“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特殊的知识阶级”，以“公理”的执掌者与垄断者自居，“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17〕这自然引起鲁迅的反感，因而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里自然不可能对这场论战做详尽的讨论，只想指出一点：这场论战构成了鲁迅《朝花夕拾》写作的重要的思想与心理背景，也就是说，鲁迅在沉浸于对家乡童年民间生活的回忆时，心中始终有这批“正人君子”作为“他者”存在着。在我们引述的这段话里，鲁迅显然是将“鄙同乡的下等人”与“正人君子”相对立的;而尤其有意思的是，当鲁迅谈到“鄙同乡下等人”“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的命运时，实际上是把他自己摆了进去的：他在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中，正是深受这些“正人君子”的“流言”、“反噬”之苦。也就是说，当这些“公理”的垄断者采用种种手段要将鲁迅逐出时，鲁迅就深切地感到自己与“鄙同乡下等人”处境与命运的相同，并且与他们一起感受着对于无常鬼的世界的亲切与向往：既然阳间(人世间)的已经被这些“正人君子”垄断，那么，下等人(以及与他们同命运的鲁迅)只能寄希望于“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于是，又有了下面这番议论——
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其时都是“一双空手见阎王”，……无常的手里就拿着大算盘，你摆尽臭架子也无益。
鲁迅在1936年去世前写的《死》这篇文章中也说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中国人“因为生死久已经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轻重，所以自己也(把死)看得随随便便”，并且说自己也是死的“随便党”的一个。而穷人们又大多相信“死后轮回”的观念，死亡反而给他们一个重新投胎、改变现有命运的机会〔18〕;因此，对于时刻感受着“生之苦趣”的穷人以及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将无常鬼视为“恶客”，这是很自然的。——当然，也还有佛教的“人生无常”的观念的影响;所以鲁迅又认为，“无常”鬼的想象正是将来自印度的佛教人生观的“具象化”，也算是“中国人的创作”吧。而构成这种死的想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死亡”面前不分贵贱贫富人人平等，作为这种观念的具象化，“勾摄生魂的使者”无常是不徇私情的，算得上“真正主持公理的脚色”。饱受人间“公理”垄断者的欺压，时时“衔些冤抑”的“鄙乡下等人”对这样的阴间及其使者无限神往，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做了这么多铺垫以后，无常鬼终于“在戏台上出现了”。——但就是出场，也还要有一番铺垫。先是交代时间：“夜深”时分;再说看客心情：愈加“起劲”。于是，先看见“他所戴的纸糊的高帽子，本来是挂在台角上的，这时预先拿进去了”;再听见声音：“鬼物所爱听的”、“好像喇叭”似的特别乐器“目瞎头”吹响起来了……
在许多人期待着恶人的没落的凝望中，他出来了，服饰比画上还简单，不拿铁索，也不带算盘，就是雪白的一条莽汉，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但他一出台就须打一百零八个嚏，同时也放一百零八个屁，这才自述他的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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