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之说性,只将仁义礼智来说,便是识见高处."[注]
韩愈认为情是"接于物而生",即后天才有的.情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也分为上中下三品,并与性之上中下三品相对应.上品之性有上品之情,中品之性有中品之情,下品之性有下品之情.他说:
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
可见,韩愈并不否认情感欲望的存在.但主张"情"要适"中",这个中就是合乎儒家的伦理规范,"性三品"与"情三品"是一致的.
韩愈的"性三品"说的思想渊源,与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人之性"、"斗筲之性"三类有密切关系.但董仲舒主张"性善情恶",把"性"、"情"对立起来,这并没有被韩愈接受,在这一点上,韩愈比董仲舒前进了一步.
从理论上说,韩愈把封建的道德说成是人类的普遍人性,这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人性问题,而且他将人性品级化,从社会作用上来说,在于论证封建伦理秩序合乎人性.他说:"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原性》)对于下品之性,既然无法改变,只有以威相加,以刑相制了.
继先秦、两汉以后,韩愈重提儒家人性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原性》一文写成后,李翱、皇甫提、杜牧也写出文章,发表了对人性问题的看法.至宋儒遂愈演愈烈,"性情"问题成为理学的主题.经韩愈倡导,宋儒的发展,佛教原有的性理之学方面的优势逐渐被新儒学取代,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重新被牢固地确定了下来.
四、千秋万岁名不寂寞
韩愈革新儒学,倡导古文,开一代新风.史学大师陈寅烙在《论韩愈》一文中,对他予以极高的评价:
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折点之人物也.
这一评价非常中肯.但是,韩愈生前生后并非一贯受人尊崇.正如李汉所说的,在他生前"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韩昌黎集》序)"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新唐书·韩愈传》)唐末皮日休甚至请求以韩愈配享太学.
到了宋初,韩愈的地位大大下降,"号为时能文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到了庆历年间,经过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大力提倡,"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注]又重新出现了韩文热.欧阳修尊之为文宗,石介列之于道统,苏轼作《潮州韩文公庙碑》,竟赞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二程则欣赏韩愈抬高孟子的做法,说"如《原道》之言,虽不能无病,然自孟子以来,能知此者,独愈而已."但宋人对韩愈也不是一味推崇.如对韩愈评价极高的苏轼,虽然肯定韩愈尊孔孟、拒佛老,但认为"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注]理学大师朱熹虽然肯定韩愈"所以自任者不为不重",但又指出他"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文字言语之工",评韩愈《原道》是"无头学问",评《读墨》也说韩公"第一义是学文字,第二义方究道理."批评他在理论上缺乏深度和建树.[注]王安石则对韩愈贬多褒少.他在《读韩》一诗中写道:"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无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说韩愈并没有把握儒家真正的"道",他的努力徒劳无益.宋人评韩还涉及到韩愈的人品,如说他贪禄喜进、言行失俭、沽名钓誉等等.
如《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18引苏轼责备韩愈"示儿皆利禄事",《河南程氏遗书》
卷18记伊川语谓"退之正在好名中",又说"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张子韶《横浦日新》说"韩退之求官书略不知耻".朱熹甚至说韩愈"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奕,酣饮取乐而已."[注]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韩愈的道、文、诗、德无一褒词,说他"所奉者义也,所志者利也."直到现代,人们对韩愈的评价仍无定论,聚讼纷纷,真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钱钟书语).
对韩愈评价,不能失之片面和武断.韩愈这个人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对他勇于进取、追逐功名这一点,我们要看到他不像后来的道学家那样虚伪.而且他积极入世,勇于任责,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为了维护自己所怀之"道",敢于直言忤君,触犯逆鳞,这表现了一个正直士大夫应有的品格.至于以利禄诱子一事,封建社会有几人不是在利益驱动之下读书做官的?
韩愈的一生,几经浮沉.特别是处在朋党、宦官、藩镇斗争的三角关系中,个人的命运更难以捉摸.他依违其间,尽管各个集团之中都有与他交往的友人,但双方都怀着或明或暗的戒心.因此,他有时感到非常的孤独.他自述说:"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进学解》)"不善交人,无相生相死之友于朝."(《释言》)"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爱不相忌者又加少,内无所资,外无所从,终安何为乎?"(《与李翱书》)但总的来说,韩愈虽屡被贬黜,却能得以善终,平生的名位也不为不高.他有一首《示儿诗》这样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可见他对自己的处境还是较为满意的.他虽然一生汲汲追求功名,但并不满足于个人富贵,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希望立德、立言、立功,对那些"得一名、获一位,则弃其业而役役于持权者之门,故事业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后遂亡"[注]的人非常轻蔑.他认为,身为素习儒业的士大夫,对社会、对封建国家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担负起振斯溺、觉斯民的责任,虽然"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注],也在所不辞.因此,他在朝中遇事能先人之所言,言人之所不敢言,不甘寂寞,评议朝政,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儒家士大夫应有的气节.他还以儒家传统的卫道士自居,把复兴儒学、排低异端作为自己平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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