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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_舒大刚/杨世文【完结】(172)

  他说:"自虏入中国,专以‘和’之字误我大机……谋国者不可以不知也."(《南轩全集》卷34)他指出,抗金之所以屡遭失败,是因为朝廷的抗战决心不坚定.

  他要求孝宗"誓不言和","虽折不挠",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张栻的主战,同那些不切实际空喊抗金或寄希望于侥幸取胜者不同,他认为,要取得抗金战争的胜利,必须增强自己的实力,要"专务自强",其关键是得民心,他说:"夫欲复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心.求所以得吾民心者,岂有它哉,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矣.今日之事,固当以明大义,正人心为本."(《宋史》本传)这样的战略思想,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从根本上考虑问题,就是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爱护民力,减轻其劳役负担,并且"不伤其财",减轻其经济负担,让老百姓好好生活下去,如果不爱护民力,减轻人民负担,使老百姓生活不下去,大后方不稳,就谈不上抗金复仇.由此可见,张栻的建议是很有卓识远见的.据《来史》记载;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管岳麓书院教事,在此苦心经营三年,使书院闻名于遐迩,从学者达几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之规模.乾道五年(1169年)又由刘珙推荐,除知抚州,未及上任,又改知严州(今属江西),次年招为吏部员外侍郎,并暂时兼任起居郎侍立官,兼待讲.在京一年,得孝宗召对达六七次之多,所言"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谈."(同上)在这段时间,他做了几件很出色的事.第一件是在宋孝宗乾道元年(1170年),虞允文认为敌势衰弱可图,建议派遣使者前往金国,以索取徽、钦二帝陵寝为名,要金人归还洛阳、巩县等失地,"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辄斥去之"(同上).独张栻不怕打击排斥,进见孝宗皇帝,陈述了自己不赞同虞允文贸然出兵之理由.当时的孝宗本想支持虞的建议,他问张栻:一卿知敌国事乎,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同上),张栻答对说:"金人之事臣虽不知,境中之事却知之矣."孝宗曰:"何也?"张栻答曰:

  臣切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盛,而国家兵弱财匾,官吏诞漫,不足倚赖,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今日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处,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同上).

  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国内连年天灾严重,民贫日盛,国家兵弱财匾,并且官吏荒诞很不可靠.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因而没有足以屈服敌人的实力.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修德立政,用兵养民,选将帅,练甲兵,先作好准备,使自身有了足够的实力,才可战服敌人,收复失地.孝宗为他的高见所折服,便否定了虞允文不切实际的错误意图.

  第二件事是虞允文重用史正志为发运使,名为均输,实际是大量掠取州县财赋,致使远近骚然,士大夫争相指责其为害,张栻也向皇帝陈述其害,但孝宗因受了史正志的蛊惑,认为只是取之于诸郡县的财赋,不是取之于民.张栻说:"今日州郡财富大抵无余,若取之不已,而经用有缺,不过巧为名色取之于民耳!"孝宗矍然曰:"如卿所言,是朕假手于发运使以病吾民也."事后经过查实,确实如张栻所言,便停止了此项弊政.

  第三件事是朝廷准备用宦官张说除签枢密院事,张栻连夜起草奏疏,极陈其不可,并在第二天早朝中,当面指责虞允文:"宦官执政,自京辅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同上)弄得堂堂宰相"惭愤不堪."接着再上奏劝阻皇帝不可用张说掌握枢密院,终于使孝宗省悟,制止了这次任命.但自此以后便和虞允文结下怨恨.

  次年就将张栻排出中央政府,除知袁州(今属江西).淳熙五年(1178年)改知江陵(今属湖北).淳熙七年(118.年)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祐观.同年八月,年仅48岁的张栻就病逝于住所.

  张栻一生不仅力主抗金,反对和议.他居官期间,廉明清正,关心人民.每到任,常"问民疾苦",调查当地"利病",认真改革地方的弊政,减轻人民的负担.

  公元1171年,湘中大旱,农民大量逃亡.张栻对此种情况十分关心,当时朱熹正在兴办"社仓"(由封建国家的地方政府,组织筹划,掌握部分必需的生活资料,在青黄不接之际贷给农民.年成不好,则利息减半,遇饥荒年则全免利息,然后用产品偿还).他十分赞同这种作法,认为它能减少农民流徙,还能阻止大地主的高利剥削和土地兼并.张栻提出了"薄赋宽民"的主张.公元1169年除知严州,到任即访民疾苦,首以丁盐钱捐太重为请,得蠲是岁半输"(《朱文公文集》卷89).他在江陵时期多次弹劾了信阳守刘大辩"估势希赏,广招流民,夺户熟田",他清楚地知道刘大辩有后台支持,冒着丢官的危险,要求朝廷论其罪,表现了他"勇于从义"的无私无畏精神.张栻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清官,对贪官污吏十分痛恨.在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知江陵期间,竟"一日去贪吏十四人",此外,他做地方官期间,还取缔了一些有害于社会的恶劣习俗.如知静江府时,刚上任即发布了《谕俗文》说:"访闻愚民无知,病不服药,妄听师巫,恶僧邪说,以致害人致死."明申要对那些"班惑百姓"的"师巫"、"恶僧"重作施行,《谕俗文》又说:"访闻乡落愚民诱5!他人妻室贩卖他处",明申对拐卖人口者要"严行惩治".还规定对婚丧葬礼中存在的"竭产假贷,以侈糜相夸"的有害风俗,要加以"制抑",严申"若有不俊,当治其尤者以正风俗."(《全集》卷15)张栻做地方官时,也十分重视倡办教育事业,积极兴办地方学校.其中以静江府为最,为倡办学校,他先后为地方州府撰写了许多《学记》,进行鼓吹.认为兴办学校的主要目的是"明人伦","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则国随之",故"有国者之于学","不可一日而忽."(《全集》卷9《袁州学记》)不仅如此,他还亲身执教,带头示范,在主持岳麓书院期间,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他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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