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改革纲领共24项,对行政、经济、财政、军事、法制、风俗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改革建议.陈亮在这篇《中兴论》中充满信心地说,只要做到以上各点,"不出数日纪纲自定,比及两捻,内外自实,人心自同,天时自顺"、"中兴之功,可跻足而须也"(同上).
《中兴五论》发表于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这时陈亮26岁,此次上书未被采纳,事隔十年,即淳熙五年再次上书,又把他的改革方案归纳为三项:一是鼓动抗金复仇的士气;二是"国家之规模"即国家体制的改革;三是"任人之道"即对人才的任用制度的改革.除第一项之外,第二和第三项体现了陈亮革新思想重点.
关于"国家之规模"即国家体制改革,陈亮的目标主要是针对宋朝高度的中央集权造成的"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萎靡而不振"(《上孝宗皇帝第三书》)的衰败局面.指出:在高度中央集权下,"发一政,用一人,无非出于独断……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于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于特旨"(《中兴五论》).这样,就形成了"圣断裁判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囗茸"(《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的局面.这种情况不仅使整个国家机器死气沉沉没有生机,各级官吏不能充分地发挥其主动作用,"群臣救过之不及,而何暇展布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上孝宗皇帝第三书》)针对这种情况,他要求取消皇帝个人独裁;一切政事"付之会议",主张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以应有的权力.提出"重六卿之权""置大帅以总边陲","住文武以分边郡",充分发挥中央各部分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官吏的作用.他认为,如果能如此,就可达到"财自阜""兵自强""利自兴""守自固".使国富民强的目的.北宋王朝在建国之初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目的是为了彻底结束地方割据,巩固国家统一.高宗南渡以后,为了推行对金人妥协投降的路线,防止主战派将帅专权抗战,死抱中央集权不放,大大削弱了抗金力量,由于将帅无主动权,因而屡战屡败.陈亮的改良主张,不仅可以纠正君主集权造成的种种弊端,而且还对于加强发展抗金的军事力量有着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陈亮的分权主张,在南宋更有其特殊意义.
对于"任人之道",陈亮认为,南宋之所以萎靡不振,也与"任人之道"不当有着密切关系,这种"任人不当"首先表现于"以儒立国"(《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进行科举取士,形成了使士大夫"宛转于文法之中","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不知形势之为何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造就了大批的"儒庸萎(王肖)之人"(《中兴五论》)使之充斥朝廷,那能为国家办好事?
在这样的用人制度下,许多有真才实学的能人受到排斥.其次表现在用人不信,不能"虚心以待之",推诚以用之"(《中兴五论》),这就使得天下的英豪之士不能为朝廷所用.针对这些问题,陈亮提出了"疑则无用,用则勿疑"、"与其位,勿夺其职,任以事,勿间以言"(同上)的建议,这种建议是要求放手发挥各级官吏的作用,使人尽其才.
在选用人才上,陈亮认为"自古乱离战争之际,往往奇才辈出"(《中兴遗传序》),他讲了一个善于选求人才的寓言故事:
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不得,则以五百金买其骨焉.不逾期,而千里马至者三.何则?趋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于生者,见其骨犹贵之,可谓诚好之矣.
生者之思奋,因也.(《英豪录序》)
这个故事含义深刻,说明只要能真正爱护人才和真心实意求取人才,就不会忧虑没有人才,他有一句名言"何世不生才",关键在于善于发现和求取.他提出要"任贤使能""以清宦官",就是要对旧的官吏进行清理整顿,对那些贤能之才要加以重用,对那些名不当实的庸人要加以摒弃,为此,他还要求废除腐朽的"恩荫"制度,不能再给皇族、官僚子孙不通过严格考核而靠祖、父辈特权为官的机会.
在对人才的考核上,陈亮主张通过实际使用来进行检验.提出了"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和"策之以言,而试之以事"(《英豪录序》),对在职官员的考核、升降、赏罚、陈亮提出了"严政条以核名实","惩吏奸以明赏罚"的原则.
陈亮的改革思想见地虽高,意见虽好,可惜终未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采纳.然而,他的一片爱国热忱和金玉良言却在历史上,留下了长久不息的光辉.
三、批判理学 论说"王霸""事功"
陈亮的思想.有一个从浅到深的发展过程.
在初期阶段,即青年时期,他对南宋在抵抗金人入侵的斗争中软弱无力,在战场上连连失败的原因认识不深,仅仅归结为军事上的处置不当.因此从"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出发,写出了《酌古论》,用单纯的军事观点考察补救之方.随着其社会阅历的增加,他才察知若要取得抗金事业的胜利,还必须解决政治上的积弊,在他的五次《上孝宗皇帝书》中,表现了他的思路从军事转向了政治的发展.在其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不仅提出了抗金的战略、策略,同时还着重研究了政治问题,提出了许多解救南宋萎靡颓败局面,使国家重新统一的变革主张.这些思想都包含在他对皇帝的上书之中,这在前文已有评述.陈亮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成熟,这一更深刻的转变,表现在用唯物主义的功利思想为武器,对理学唯心主义批判之中.在当时,理学已被抬到压倒一切学术思想的地位,它不仅形成为一种学术思潮而且成了可以左右舆论,定夺是非的政治势力,成了士大夫们猎取官职,攫取权力利禄的资借物.对于这种弥漫于天下的社会思潮,陈亮自青年时期起便置身于冷静观察的地位,不肯盲从附和.经过长期的观察分析,终于认识到这种脱离社会实际,空谈心性的理学不但无补于实际,反而与南宋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因循苟且.对金人侵略的忍辱求降有着紧密的联系,"始悟今日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他同当时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双方壁垒森严,互不退让,在辩论中对理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后来,陈亮又经过了反复研究,终于建立了与理学相抗衡的永康学派,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竟然使朱熹为之惊恐声言其"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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