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以后，我的牢房门口出现了一个中等身材、长脸，满面笑容，戴着眼镜，比我年龄稍长的中年人。牢房门被打开了，陪同那个中年人进来的负责看押我的保卫部门负责人向我介绍说：“他就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部长潘汉年。你向他老老实实交代。”
听说来人是潘汉年，我肃然起敬。尽管我对潘汉年不熟悉，但是我还是听说过他的很多传闻：党龄长，参加过长征，在党中央担任过许多重要负责工作。
在保卫部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潘汉年开始对我审讯。潘汉年是一位地下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革命者，对我在上海的工作，也有相当了解。他显然没有带着“扬帆是奸细’”这个框框来审问我。这使我一开始就感到温暖。潘汉年审问我那天，窗外雪花飞舞，我被上了铐的手冻得难以忍受，只得不停地搓着。潘汉年看了我一眼，把卫兵叫来，冷冷地说：“把手铐打开!”卫兵面有难色。潘汉年坚定地说：“这样铐着，他怎么写交代材料?他跑不了!”
潘汉年根据手头的材料，要我先简单扼要地讲讲参加革命前的经历，然后着重讯问了我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一些历史情况。我对于潘汉年提出的一些问题对答如流，每到关键，还能提出有力的证明人和旁证人。另外，“救国会”是党领导的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潘汉年对于“救国会”的诞生和发展历史了如指掌，我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在接受潘汉年的审查以后，心中踏实多了。其间曾发生一件事，组织上暗中派了一名干部，装作汉奸要犯，和我关在一起，实际上是来侦察我。他故意向我问长问短，还偷抄了我在牢中写的一些诗词，暗地里送给潘汉年。其中有一首：
梦仲弘军长
梦中执手悄无言，热泪如潮涌塌前。
犹忆深宵金石语，何期往日葛藤嫌。
现身说法楷模在，刮骨疗疮志气坚。
欲诉沉冤鸡报晓，含悲依旧抱头眠。
潘汉年看了我的诗以后，他也写了一首诗给我。可惜的是我不慎将它丢失了，但是其中的一句“巨眼谁复识英雄”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头。潘汉年给我的诗暗示我是受冤屈的，表示同情。我心中感激万分，当即写了《答友人问》一诗，以赠潘汉年，进一步述说了心头的疑端：
真真假假费疑猜，欲辩难言知己哀。
自是奸人离间苦，谩嗟执事囗囗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湔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炽，凄凉伴我过年来。
在我被关押审讯10个月以后，1944年春，我被释放了。那天，饶漱石来看我，向我伸出了双手，说：“扬帆同志，你受委屈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组织上错了，你没错。”事后我才知道，对我的审查确是中央的指令。原来，延安整风后期，分管保卫部门的康生，搞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把许多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伪占领区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逼供成“特务”、“反革命”。其中有个青年戏剧工作者是我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的学生，他被说成是CC特务而挨整，他不承认，只讲自己在戏校参加过地下“救国会”的组织，是学校老师石蕴华(我原名)介绍的。就这样，把我牵连上了，我就成了“特务”。康生立刻以“中央保卫部”的名义打电报给华中局，下令立即逮捕、审查我。这就是我这次冤狱的由来。
我出狱以后，很快恢复了原先在新四军军部保卫部门的工作，和潘汉年没有什么接触。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们才有较多的往来和接触。潘汉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主持市政府日常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兼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我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因为潘汉年主管公、检、法，抓解放初期上海的镇反工作，是我的上级，我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
解放初期，那时为了根除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残渣余孽，潘汉年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国民党从上海逃跑时，国民党特务头子、保密局头头毛人凤、电讯处处长杨振裔在上海附近潜伏了10部电台，利用密码和台湾特务机关频繁联络，发送情报，危害极大。我们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人员进行侦破。经过一番周折，终于通过地下党内线，了解到杭州台国民党中校台长黎明与我江南工委武振平是亲戚。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使黎明起义。并在他的协助下，于1950年6月中旬一举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隐藏在上海周围的二、三、四、五、六、七、八等七个潜伏组电台及国防情报组、无锡独立台、苏州潜伏台等，逮捕了大批特务分子，缴获电台十余部以及手枪。密码等物。经请示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和中共中央批准，我们曾“边用”其中的两部，即：保留国民党的番号、呼号、人员。密码，甚至发报手法。以达到接收他们的情报为我所用，并将我们编造的假情报，通过这两部电台发送到敌人手中，迷惑敌人，扰乱他们的阵线。电台由潘汉年直接指挥。1950年8月，潘汉年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那个军统潜伏电台交给你们公安局‘边用’。”“逆用”国民党电台，后来成了所谓“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名，说我与潘汉年在1950年2月初，用敌台送出闸北电厂及上海自来水厂位置的情报，导致了国民党“二六”轰炸，使上海遭到严重损失。但事实上，闸北电厂、上海自来水厂都不是上海解放后新造的，是解放前就有的。其准确位置，国民党是最清楚不过的。1950年2月6日，国民党派飞机轰炸杨树浦电厂、上海闸北电厂、上海自来水厂，无需别人给他们提供什么位置。这真是莫须有的罪名!至于“二六”轰炸的问题，后来查明是军统特务罗炳乾的潜伏电台提供的有关上海的水电厂恢复生产和天气情况等情报。与潘汉年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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