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是主管上海文化宣传的领导。解放后不久，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方面阶级斗争的弦便逐步绷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都使夏衍这个宣传部长难辞其咎。夏衍的老战友，直接主管电影的于伶所受压力更大。夏、于两位不得不在各种会议上做口头检讨和在报刊上公开自我批判。潘汉年自己虽然也并不完全理解那些批判的真正含意，但他作为朋友和作为上级领导人，还是尽可能地给夏衍和于伶以真诚的宽慰与鼓励。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夏衍主管的文化宣传工作中出了一些所谓的问题受到批判的同时，潘汉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政法部门的工作也出了某些所谓的问题。虽然他不是直接责任者，但上海和北京的有关主管单位一直抓住不放，他的老战友扬帆作为直接责任者已经作了多次检讨后仍不能过关。对此，潘汉年不能不感到某些压力和忧虑。
但是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出现了怎样的情况，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友谊仍然牢不可破。他们之间的交往频繁依旧。周末和假日，夏衍成了潘家常客。他们促膝谈心，为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因为那成就中包含了他们的艰巨努力与心血。他们同时也为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而不安。自然，也为他们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所谓问题而困惑。他们在思想上经常互勉互励，密切交流，直至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夏衍有什么心事，或是遇上了什么难题，往往要首先征求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有什么心事，或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也常常要求助于夏衍的理解与帮助。例如，有一段时间，中央考虑要调动潘汉年的工作，夏衍到北京出差时便到李克农那里去打听有关的消息，并及时写信告知在上海的潘汉年。又如，潘汉年夫妇一直没有孩子，他们想收养一个孩子，便和夏衍商谈。1955年3月31日，潘汉年在北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因为自己的一个历史情况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而感到惶惶不安时，就主动去找夏衍谈心，倾诉自己内心的压抑与苦恼。这些都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寻常的深厚友情。
在历史的大灾难中，保持始终不渝的忠诚友情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交往，在胜利和成功的时候显得很和谐亲密，这是容易做到的;而在遇到严重挫折或是巨大不幸时，那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避之惟恐不及忙着划清界线者有之，反戈一击落井下石者有之。夏衍和潘汉年之间的情谊却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始终不渝、忠贞不贰的，令人感佩。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的第二天，住在潘的隔壁的夏衍对这位突然失踪的战友至为关切，到处打电话打听下落。直到上级领导出面通报情况为止。
日益猖獗的极左思潮，很快就给潘汉年案件定性。潘汉年这位革命老战士被强加上了“内奸”、“反革命”罪名。并且按照统一部署，在党内外发动了一个揭发批判的热潮。上海更是重点，在潘被捕后的几个月内，各种所谓检举、揭发和交代的材料数以百计地转到了专案机构。但这里面竟没有见到过去和潘汉年的关系最久最深的夏衍所写的揭发和交代文字。
1963年，政法机关将潘汉年判处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即又采取假释措施，将潘汉年夫妇从秦城监狱转到团河农场监管改造。按当时的某种宽松政策，潘汉年夫妇被允许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包括进城购物和探访亲友的自由。潘汉年深知自己的身份特殊，只想利用进城购书购物的自由，而不准备使用探访亲友的自由，怕的是在那个阶级斗争已经“天天讲”的年月里，再给别人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可是有一天，潘汉年夫妇在东安市场书店里，竟意外地碰上了老朋友唐瑜。在这位侠肝义胆的唐瑜坚持要求下，潘氏夫妇到了唐家作客，并又在唐家巧遇老朋友孙师毅。劫后余生，依然能够受到老朋友的欢迎和善待，对潘氏夫妇而言，自然是一件十分欣慰的事。此后的两三年间，潘汉年夫妇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唐瑜和孙师毅家作客小叙。但当唐瑜问及可否将潘的近况告知老朋友夏衍、胡愈之时，潘汉年坚持没有同意。潘汉年对唐瑜说，夏衍、胡愈之都是高级干部，不同于普通平头百姓。和他们往来对他们实多有不便，自己既已不幸，又何苦给朋友添麻烦呢?这样，从1963年夏到1967年春这三年多时间里，潘汉年始终没有利用给予他的访友自由去见夏衍一面。虽然他在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能象过去那样和夏衍这位挚友一叙衷肠啊!
“文化大革命”风暴掀起后，夏衍也遭遇了几乎同潘汉年一样的恶运。“搞修正主义”、“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围攻鲁迅”等一系列罪名都加到了这位革命文艺老战士的头上，身陷囹圄，惨遭批斗，所受迫害的程度比之潘汉年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汉年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又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指使下，被重新收监审查，也同样受到了“文革”期间那种对“政治犯”所特有的非人待遇。但他毕竟已是一只所谓的“死老虎”。他的那些所谓历史问题已经折腾了十多年，无论专案人员的政治嗅觉有多么灵敏，再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了。然而潘汉年从20年代中期就参加革命参加党，又在好几条战线上奋斗过，经历过大量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大量的重要历史人物。于是，找他外调和要他写揭发某人某事材料的专案人员便络绎不绝，访问、审问、追逼，一心想要从潘汉年这里得到他们所想要得到的材料。其中，夏衍专案组的人员当然更清楚潘汉年和夏衍之间的长期交往，过从甚密的历史。他们几次以中央专案办的名义提审潘汉年，要潘交代和揭发夏衍的“罪行”。潘汉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他和夏衍的交往经过以及他所知道夏衍的全部情况。为了应付专案人员的外调与追逼，潘汉年用了一整段时间写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关于夏衍情况的材料。由于这份材料的重要，有关部门还特地打印出来归档长期保存。20年之后，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深感这份材料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除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没有的一些空洞的政治帽子和流行的行文习惯用语外，就事实本身而言，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虚构杜撰以及捕风捉影、蓄意夸大成分的。这既反映了潘汉年的政治品质，又反映了他对老战友夏衍的一片真诚负责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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