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我都在北方工作，没有见过汉年同志。以后一直到1955年，有时他到北京开会，遇到一起;有时我从国外回国休假，到上海，他以主人资格招待过我。这段时间，社交活动多，工作关系少，这就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了。至于他在上海任职期间，现在上海还有不少干部、不少党员、不少非党人士，和他共同工作过，有过工作关系，有过私人来往，或者直接间接认识，他的工作成就、工作态度，他们当然都很熟悉。我不曾在上海工作过，就很难说什么了。当然，他并不是什么完人，任何缺点都没有;在上海的工作，也并不是全无可以指责的地方。但就他本人而论，自有他引起上海同志们怀念他的地方。
1955年春以后，因为他和我是众所周知的好朋《：文。》友关系，我也受《：人。》到一些嫌疑，虽然《：书。》时间很短。事后甚至《：屋。》有负责同志追问过我，“潘汉年的事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所以对于这个案件，我也就只能躲之唯恐不及了。我知道什么呢!他是1977年在湖南去世的，距今已5年过去了。重新来回忆这段历史，从1926年算起，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暴，有时惊心动魄，有时也目眩神伤。党的60多年的斗争经验教训，既有积极的，大部分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消极的东西，有如病毒一样，肯定地影响了党的健康发展。从“潘扬事件”，以至“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训，总值得时时警惕，永为鉴戒，不可翻覆。
汉年同志逝世于湖南，使我不得不想起屈原的《离骚》。如：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余固知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依前圣以节中兮，胃凭心而历兹。济沉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站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柏兮，因前修以菹醢。”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幸恕征引稍烦，聊当安魂之曲。
1982年11月25日于北京
9.2 对潘汉年同志的片断回忆
刘英
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中央苏区。
1933年6月，经过长途跋涉，我从莫斯科回到瑞金，分配在少共中央局工作。潘汉年同志比我先到，在党中央局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是洛甫(即张闻天)兼任的。他们在上海时就很熟，潘汉年负责文委工作，洛甫是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临时中央常委。少共中央局的驻地在下霄区，离党中央局很近。记得刚到瑞金不久，洛甫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那时从外面回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这天下午，我同少共中央局的几个同志就到他们那边去，约了十来个人，到县城馆子里吃了。一顿，不过是熬豆腐、红烧肉之类，却感到是莫大的享受。这十来个人中间就有潘汉年。大家并不喊他名字，都亲切地叫他小开。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雅号还是20年代他在创造社出版部时得的。他自己说是小伙计，人家则给他升格，说他是未来的老板——小开。
那时大家都年轻，每天晚饭前后，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唱山歌，还爱搞点体育活动。爱打监球的，吆喝一声就上球场去了。小开和洛甫、陈云爱打乒乓球。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洛甫、小开住楼上，博古、陈云住楼下，楼下客堂间里用方桌子拼成球台。我去看热闹，他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那时生活很艰苦，但大家亲密无间，精神很愉快。
汉年同志是从文化人成为革命家的。他英俊潇洒，忠诚积极，精明能干，是洛甫的得力助手。1933年秋天，十九路军响应我们党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派代表来苏区谈判共同反蒋抗日。汉年同志是红军和工农政府的全权代表。他同十九路军的代表徐名鸿、陈公培谈判了一个多月，草签了抗日作战协定，并作为我方驻福州代表赴闽。不久就爆发了“福建事变”。汉年同志从事外交和秘密工作的才能，这时就为党内同志所称道。其时我被派往福建团省委巡视工作，以后又留在那里担任团省委书记。汉年同志的这段经历，是后来听说的。
在1934年5月扩大红军工作中，我同汉年同志有过一次深谈。
1934年4月，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下，广昌战役拚消耗打硬仗，伤亡很大。广昌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很不利。为了支援前方，扩大红军成为当时的中心工作。中央抽调一批干部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到各县去工作。我被派到于都，汉年同志被派到杨殷。在各县任突击队长的还有王首道、陆定一、金维映等同志。杨殷县是赣南的一个边县，为纪念1929年与彭湃一起牺牲的杨殷烈士而设。这个县紧挨着白区，红白交错，来回拉锯，情况很复杂。与根据地中心区不同，这里党的影响比较薄弱，群众对我们还不大了解，加上国民党特务活动很猖獗，造谣不说，还搞暗杀，杀害我红军家属。所以“扩红”的困难很大。当年负责领导“扩红”的是李维汉同志，汉年同志到杨殷开展工作，了解实际情况后，就如实向他反映。说当地群众听说“扩红”，不少壮了跑上山去了，还有的跑到白区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分配的“扩红”任务很难完成。他还提出，要求边县象中心区一样完成“扩红”任务是不可行的。李维汉同志听后，就说潘汉年右倾，把他的突击队长给撤了。汉年同志被撤职回瑞金，路过于都，他来看我。他很不平，对我说：“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反映行吗?反映了就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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