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的胜利成果毁于一旦，潘汉年的心情是复杂而痛楚的。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深深忧患，很快化为拿起笔杆作刀枪，不屈不挠继续战斗的精神力量。潘汉年找到老搭档叶灵凤，决定重振旗鼓，恢复出版《幻洲》半月刊。他们把编辑部从笼罩着“四一二”大屠杀阴影的三德里迁到霞飞路一家皮鞋店楼上。临街的屋子，终日充斥着马路上有轨电车、汽车等嘈杂声，潘汉年给书斋取了个雅号名曰“听车楼”，并以“听车楼随笔”为题，在《十字街头》上撰写了多篇笔锋犀利、矛头对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杂文：《汪先生悔不当初》、《禁止白话文与切切毋违此令》、《普天共庆》、《释国家主义者的新口号》、《血淋淋的头》、《又多了一种党间》、《南京事件》。《爱国先生的真革命》等。在国民党右派一片“清党”声中，潘汉年的讽刺诗《元旦书红》刊登在《幻洲》上：“元旦书红，万事亨通。刀下头落，革命成功。升官发财，有吃有用。委员老爷，革命光荣。汽车马车，革命交通。租界洋房，革命寓公。忠实同志，纳贿从容。上拍下吹，官运走红。赤化暴徒，决不留种。杀尽青年，清党反共……”①诗刺痛了国民党政府，《幻洲》被政府以“宣传反动”的罪名查禁。《幻洲》刚被查封，潘汉年即以专为青年说话的周刊《战线》取而代之。这充分展示了潘汉年机智顽强、灵活善变的战斗个性。他在《战线》的开场白中写下了一段肺腑之言：“我们甘愿顶着反动的罪名跑上战线去冲锋，不能日视敌人猖狂而退缩，我们甘愿牺牲在权威的枪炮之下，不能为了个人的苟安偷生而做忠顺的奴才。”②
①《牺牲者》，花城出版社出版，第313页。
②《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8期，第24页。
这一时期，潘汉年的小说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先后发表有十余篇短篇小说及一部长篇《牺牲者》(未完成)，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离婚》，后期部分作品刊登于他和叶灵凤1928年初共同创办主编的《现代小说》月刊上。该刊创刊时偏重于反映爱情生活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在革命文学口号的影响下，办刊方针转变为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立场上，倡导“普罗文学”，增辟了文艺思想理论批评的栏目。潘汉年的代表作《浑沌中》、《白皮鞋》、《法律与面包》、《浮尸》等，都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时代气息，从内容到形式无不打上革命文学的烙印。在小说《例外》中，潘汉年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没有我们革命者现实的幸福，我们的生活只是热烈的斗争，我们的命运只是流血的牺牲，我们的目的是要为全人类创造未来的光明自由社会的实现。”①
①《牺牲者》，第112页，花城出版社。
三、党的第一任文委书记
——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组织者
从1928年起，潘汉年以其出众的才华在后期创造社中脱颖而出，但潘汉年办事的机敏、干练，特别是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更引起党组织的重视和赞赏。还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期间，性情温厚、开朗、善于交际的潘汉年结识了一批文化、新闻、出版界的进步朋友，他们中不少人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为加强对文化界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开辟党的文化工作新局面，由宣传部长李富春找潘汉年谈话，布置了任务。同年夏，潘汉年根据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指示，把上海各文化团体及有关单位的中共党员集结起来，组成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江苏省委指定潘汉年为书记。同年冬，文化工作者支部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仍由潘汉年任书记。1929年6月至7月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年仅23岁的潘汉年被任命为党的第一任文委书记。至此，他的主要精力转向领导文化界党组织的工作。
潘汉年走马上任后的第一项艰巨工作，就是解决了持续一年有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太阳社、创造社，一方是鲁迅。在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把鲁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学作家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批评，宣布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过时。论争初期，身为创造社成员的潘汉年也盲目地参与了对鲁迅的批判。1929年秋，论争才引起党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对论争的起因和过程作了分析研究，确认这是一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双方在坚持革命文学的方向上并无原则分歧，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所犯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要求党员作家首先停止对鲁迅的批判，结束论争，争取把一切进步文艺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对敌。
潘汉年考虑到论争给双方在感情上造成较大的隔膜，要消除彼此间的对立，必须从扭转创造社、太阳社党员的思想入手。潘汉年在与创造社党小组成员阳翰笙商量后，主持召开了由冯雪峰、夏衍、柔石、冯乃超、李初梨、钱杏邨等参加的党员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基本取得了共识：文化界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统一行动。
作为文委书记的潘汉年，此时一面对太阳社、创造社党员思想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一面在《现代小说》上发表了《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一文。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就论争的焦点问题重新进行辩证的、客观的理性思考，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潘汉年在文章中首先提出，把普罗文学限制于仅仅描写普罗生活，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误解。无产阶级以其独立的不同于其他阶级的观念形态，产生了本阶级的艺术。区别什么是普罗文学，应当看他创作的立场是否从无产阶级的观念形态出发，而不是用创作的题材是否写无产阶级生活为标准。潘汉年认为：“现在中国所有压迫、束缚、侵略、阻碍无产阶级利益的对象，都是我们普罗文学的题材。”①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无论工人题材，还是地主、资产阶级、小市民、农民的生活都能写。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只有写无产阶级本身生活，才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当然，潘汉年也承认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生活是普罗文学的极好题材，但这决非坐在家里凭空想象可以写成的，唯有亲身观察体验普罗生活，奋勇地参加普罗斗争实践，方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普罗文学作品。潘汉年对上海左翼作家所处的生存空间和社会环境十分熟悉，他进一步提出：“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无产阶级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至于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无产阶级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②在这篇文章中，潘汉年阐明了普罗文学的划分标准、题材范围，这是他从理论上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作的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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