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潘汉年领导下10多年，在完成许多机密的、危险的、艰难的任务过程中，潘汉年总是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并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工作特点，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他的足智多谋，老谋深算，是在他领导下的同志一致公认的。同时，他又能知人善任，用人得当，给下级以充分的信任和发挥才能的余地。
意料不到的是1955年，他竟以“内奸”、“反革命”罪名被逮捕且公之于众。同年5月21日，我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治病期间，从医院被直接押送牢房，从此失去自由24年。被捕后，我想不通天卞哪有这样一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内奸”、“反革命”?我想不通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当初我为什么要反蒋、刺蒋?抗战胜利后，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将日本军方仓库中的一批炸药与194挺新机抢运到新四军军部去?我为什么要窃取蒋介石国防部保管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中国军用地图送到香港，由潘汉年转交华南分局?而潘汉年如是‘’内奸”，为什么不顾对我的五道通缉令，不要10万大洋的悬赏，而与我并肩战斗10多年?但我又不能怀疑组织，不能怀疑党中央的决定。“是组织对还是潘汉年对?”被捕期间，我的心境一直处于矛盾痛苦之中。我努力反思自己一生的功过是非，并且不得不思索潘汉年布置工作中的细微末节，违心地责备潘汉年当“内奸”害苦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人。思前想后，无以解悟。直到党中央给潘汉年平反昭雪后，公安部又对我的冤案作了复查，并重新作了结论：“华克之同志建国前在潘汉年领导下，在敌后屡次出生入死地做革命工作，是有成绩的，对党的事业卓有贡献。潘汉年同志冤案发生后，认定华克之同志亦犯有反革命罪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时，我才从思想困境中解脱出来。我衷心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也是对潘汉年同志负责的结论。
三
潘汉年冤案平反昭雪已经10多年了。我们怀念潘汉年，同时也怀念那些受“潘案”株连，历尽坎坷，而又过早离世的同志们。其中不仅有党员干部，也有一批对党作出重要贡献的党外人士，他们多是当时有相当社会地位的进步人士，他们不为名，不图利，甘愿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斗争，将生死置之度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潘汉年的情报系统信任和使用他们，是依靠党的正确政治主张和政策，依靠共产党员的品格和牺牲精神，依靠共产党员的耐心工作。
受“潘案”株连的，无论是逝世的和健在的，现在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充分说明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和负责精神。潘汉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给董慧的一首诗中，喊出了和着血泪的心声：“翘首望云天，何日见清明?”这一天毕竟是盼到了。抚今思昔，可以告慰的是：潘汉年等一批党的志士的功绩将载入青史，令人永远垂念;我们这些幸存者也正在欣慰地为祖国改革开放的大业一如既往地略尽微薄之力。
(沈忆琴整理)
3.4 在上海“八办”
朱志良
我于1931年在家乡(江西省于都县)参加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先后两次到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从事机要工作。第一次是抗战时期，我主要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机关当译电员。
潘汉年当时是上海情报工作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之一，李克农调去南京后，他担任了“八办”主任。“八办”机关在多福里时期，他每个星期都要来二三次，有紧急情报时，随时都来处理。处理完电报后，便和李(李克农)、刘(刘少文)共同商讨工作。在他们共商工作时，一般是潘汉年先听听李和刘谈谈情况。“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要挂块牌子，是他们研究后设计制作的，后来因为上海形势严重恶化未能挂出去。当时，中央电示小开(潘汉年化名)，急需了解和掌握敌占区、国统区的新情况及其他各方面的情报，在潘汉年的主持下，潘、李、刘共同研究后便分头具体负责落实搜集工作，并由刘少文分别整理。对时间性强的重要情报’就用电报摘报中央;一般情报则由陆路转送延安。潘汉年在多福里没有办公室和办公桌子。所有给中央的电报都是潘汉年亲自起草以“小开”名义发出的，很少用李克农的名义发，更不用上海“八办”名义发电报。
据我回忆，上海勺协”配合地下党开展蒋管区和敌占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恢复和建立上海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了各个阶层的爱国进步人士、爱国社会团体以及一些领袖人物和我党合作抗战;全面地宣传了我党我军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出版了多种书报、刊物，深入地宣传我军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果，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和投降派散布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游而不击”的无耻谰言，扩大了党的影响，坚定了人民的抗日信心，增强了党在沦陷区人民中的凝聚力;为八路军输送了大批军需物资，也输送了不少爱国进步人士、知识青年去延安学习和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设;搜集了敌我友各个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可靠依据。记得刘少文于1940年秋，在去延安汇报工作后返回上海时说，周副主席、党中央对上海的情报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这是对上海地下情报工作者的莫大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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