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确证向忠发叛变。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曾一度隐蔽在周恩来寓所。1931年6月21日，向擅自外出过夜，6月22日被捕。潘汉年领导的黄慕兰(定慧)从法捕房翻译与人谈话时听到，一个有金牙、断指、50多岁的中共头头被捕。黄根据其形象，疑是向忠发，立即上报了。周恩来得讯，迅速组织营救，打算重金收买法捕房人员阻止引渡。因阻止引渡无效，向忠发被押到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不久，又获悉向忠发已于24日被枪决。于是准备动员党组织举行追悼会纪念和飞行集会示威。但据来自法捕房的消息，向在引渡之前已供出陈淙英(任粥时夫人)所住旅馆和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中央秘书处机关，以致陈琼英、张纪恩、张越霞先后被捕;还供出周恩来、翟秋白、博古等人住处。当时，周已转移，看房子的杨振德和夏娘娘两位老太太被捕遭拷打。潘为确证向忠发是否已真的叛变，从警备司令部内线取得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件供周恩来亲自审阅，发现许多除向忠发外，别人无从知晓的内容;周又亲自到寓所附近观察暗号，证实向忠发确已叛变，才取消预定的悼念活动。
向忠发何以叛变后又被处死?经了解，原来警备司令熊式辉，不满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内专权，向蒋介石密电邀功，但未报向忠发叛变供词。蒋接电，喜出望外，又恐发生不测，复电就地秘密枪决，熊就一杀了事。
2.反驳《伍豪启事》的斗争。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连续刊登《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用名，党内许多同志知道。这个启事，显然是敌特蓄意蛊惑人心、造谣污蔑的阴谋，但他们不知道周已于1931年12月上旬秘密离沪，12月底已到达江西瑞金。
1932年2月20日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对于《伍豪启事》的辟谣，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1932年2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出布告，指出“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但《斗争》和苏维埃政府的布告发行的范围有限，为维护周恩来和共产党的威信，有必要用合法的、公开的方式向公众、向国际进一步澄清。
中共临时中央通过陶行知做《申报》负责人史量才的工作，2月22日《申报》刊出一则事实上辟谣的小广告：“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后感到这个广告还不够有力。经大家商议，由潘汉年通过黄慕兰找法捕房律师，希望他能代表伍豪登一否认启事。这位律师说，他虽任法捕房律师，但毕竟是中国人，万一国民党找上门来，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找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亦周恩来曾用名)刊登启事。经陈云同意，重金延聘巴和律师，在3月4日《申报》上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41号6楼5号”。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敌特的造谣污蔑!
据当年参与制造所谓《伍豪启事》的中统特务黄凯谈，起草《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者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派人把《启事》分送各报者是黄凯。但几年之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张冲逐步感到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必要，也体会到中共“合作抗日”之诚意，转而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奔走，抗战时期亦坚持团结抗日。1941年8月11日张冲病逝，周恩来曾著文悼念。
“文革”期间，江青等人利用这则伪造的启事诬陷周恩来。周多次向组织说明历史真相。1967年5月1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附送有关历史资料。毛泽东明确指出“此事早已查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江青等人陷害周恩来的企图未能得逞。
3、团结杨度。杨早年是拥戴袁世凯称帝的重要人物。1916年袁死后，杨被通缉。1918年秋，杨度在沪，正值孙中山受桂系军阀和政学系压抑，被迫离穗来沪。杨会见孙中山，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杨受李大钊影响，逐渐认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后，杨思想有很大转变。1927年李大钊被捕，他曾极力营救。李牺牲后，他多方帮助，周济被难者家属，毁家经难帮助党筹集经费，并参加革命济难组织互济会和其他进步团体活动。晚年，秘密在上海找共产党。、开始时，他的要求未被党重视。周恩来得知后，亲自做他的工作，鼓励杨与政学系、改组派联络，从而能经常了解汪精卫、胡汉民、政学系以及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杨又是杜月笙的座上客，由此渠道，可以了解上海流氓、帮会和国民党要员情况。这些情报，不仅有助于中共的保卫工作，而且对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敌人、争取同盟者有参考价值。杨度转向革命，一度使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感到意外。李立三也是湖南人，知道杨度的生平，他对帝制派能信奉革命感到难以置信，乃派文委书记潘汉年见杨。潘与杨见面后，议论风生，十分投合。杨擅长书法，潘请杨为党中央所办《红旗日报》(一说《周报》)题写报头，杨毫不犹豫，一挥而就。潘将杨的题字向李立三复命，李才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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