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潘汉年在香港，同方方等一起经常出席民主人士座谈会，在《群众》杂志用笔名肖凯发表了多篇统一战线论文，批评对美蒋幻想，宣传革命到底。在国民党特务和港英严密监视下，安排了李济深等350名民主人士安全到解放区，为人民政协胜利召开作出贡献。还对两航起义作开端，他离港后由别人完成。
关于这个时期的工作，李克农同志1955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从1946年到1949年潘汉年在上海香港两地的情报组织的来往电报及从1949年缴获的蒋特档案看，这一时期潘汉年所属上海、香港两地报告了有关蒋匪的军事调动、建军、向解放区派遣特务、蒋特电讯侦测情况，蒋美关系……等情报，现尚未查出可疑材料。”
潘汉年长期搞隐蔽斗争方面工作，曾作出过杰出贡献。但由于敌区条件，保密严格，潘又严守纪律，从不谈自己的功绩。
第04章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4.1 我所知道的潘汉年同志①
①本文原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
刘晓
我最初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中共江南省委(四中全会后改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的时候。
1931年2月，我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潘汉年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那时的省委秘书长，实际上只负责秘书处的文件、发行、交通等事务工作和财务工作。秘书处机关设在老靶子路10号。后来搬到北四)11路一家布店楼上。秘书处负责交通工作的是王稼祥(苏北人，和派往苏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王稼祥同名同姓)和彭寿仁(湖南人)。负责财务工作的是彭休士，他管理省委的经费，先后和省委书记李维汉、王明直接联系。我只管秘书处油印文件、交通、密写等所需经费，每月造预算，经省委书记批准，向彭休士领取。我除了秘书处工作外，还要和中央特科经常联系。特科工作是直属中央领导的。派来联系江苏省委的是刘鼎和胡先青。潘汉年虽是省委宣传部部长，但也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明参加了江南省委的领导工作。他把花了半个月时间赶写出来的《两条路线》(1932年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抄发给他的宗派集团传阅，以新的左倾纲领来攻击三中全会的决议，同时大规模地改组了上海各个区委，分派他的亲信控制了各个区委。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错误还要“左”的观点。他们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王明又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当时，党内矛盾很尖锐、很复杂。一方面，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同时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霍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另一方面，罗章龙等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江苏省委改组后，王克全带了几个人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里来，他们气势汹汹地要接收省委的文件、会议记录和经费。当时，彭休士和我部在场，我们拒绝交出。他们不肯罢休，大吵大嚷。后来，潘汉年赶来了，对王克全说：这样吵嚷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王克全等怕发生危险也就溜走了。又一方面，王明等接连召开了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和第二次扩大的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进行所谓“反右倾”的宗派主义的斗争，打击何孟雄等。在这两次会议上，王明等把何孟雄等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说成是“江苏省委当前的主要危险”。王明悍然宣称何孟雄等的活动是“反组织的非法活动”，“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的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活动并作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当时受到处分的江苏省委内区级干部就有20多人。王明还决定，江苏省委的干部除指定者以外，都不准与何孟雄等有任何来往。江苏省委通知上海各级党组织和赤色群众团体都要与何孟雄等“割断一切关系”，同时停止发给何孟雄等的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当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江苏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是潘汉年从特科那里得到消息后来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常冷淡，说什么这是“咎由自取”，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质有所不同。只布置潘汉年去进一步了解情况。当大家提到如何设法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省委不要管。1931年2月9日，何孟雄等24位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潘汉年和我都主张要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却为王明所制止，他说何孟雄等虽然已经牺牲，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彻底清算。
1933年1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潘汉年也在这个时候来苏区，我在福建蒲田遇见他，他对我谈了上海情况非常严重，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王明已去莫斯科了。
潘汉年到达中央苏区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还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免费教育，推行识字运动和社会教育，并创立各种干部学校和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据1933年的统计，中央区的江西、福建、粤赣三个地区2932个乡中，有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学校6462所，学生94517人。在革命根据地中有许多报纸和杂志，1934年初，中央区有报纸杂志34种，其中《红色中华》每期发行四、五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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