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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在上海_黄祥豫【完结】(97)

  在潘汉年的正确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密切配合,加强内外侦察,严密防范,查明情况,坚决打击。从1949年5月底至1949年年底的7个月中,上海破获各类特务案件417起,捕获特务分子1499名,缴获敌人电台109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敌特机关的破坏活动。

  解放初期,盗匪活动非常猖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据统计,在上海解放后的头7个月中,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仅1949年6月,全市就发生抢劫案190起,其中最多的一天竟发生14起,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着社会的安定。潘汉年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打击盗匪的措施,协调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紧密合作,广泛依靠群众密切配合。同时,还制订并贯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坚决镇压盗匪头子,并采取了“以盗反盗”、“以案破案”的斗争策略,一批批惯盗惯匪纷纷落网。到1949年12月,盗匪抢劫案降到56起,比6月份减少240%,社会秩序逐渐安定。

  分化瓦解流氓帮会势力

  旧上海的流氓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控制着整个上海社会。

  对于如何处理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党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切。刘少奇接见潘汉年时就问起过这件事:“上海解放,青洪帮怎么样,他们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出来捣乱?”潘汉年回答说:“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去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同志还见过杜月笙。这次我们离港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要安分守己。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不动,我们对青洪帮上层分子就不动不杀。据我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刘少奇听后,对潘汉年说:“你告诉陈毅等同志,先不要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上海解放前夕,潘汉年就通过关系向黄金荣等传递信息,要黄不要跟国民党逃跑,只要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人民政府就不会为难他。解放时,黄金荣听从了潘的劝告,留在上海,并表示不问外事。但是,他的徒子徒孙在上海仍然不断地干坏事。改造旧上海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黄金荣这类人。这时,党内干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无法镇压他的徒子徒孙;也有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好的。两种意见争论不休。针对这一问题,潘汉年在市府的工作会议上分析说,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的徒子徒孙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逃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至少不抱有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了。为了更有效地分化瓦解黄金荣等旧上海流氓势力,同时更好地体现党的政策,潘汉年会同市军管会领导经过多次专门研究,考虑到上海青洪帮势力和黄金荣等人的实际情况,根据党的政策,决定采取对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以达到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的目的。

  当时,上海有些市民对人民政府不杀黄金荣,想不通,致书有关部门,要求从严惩办。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对此作了不少宣传工作。1950年6月的一天,潘汉年为了了解黄金荣的动态,把杜宣同志找去,让他去黄金荣家宣布党的政策,并对黄及其手下的头目训示,要黄金荣及其手下老老实实,不准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1950年底镇反,市人民政府又派人找黄金荣谈话,向他宣布政策不变,但要他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黄金荣让人代笔,于1951年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上发表了《黄金荣自白书》。潘汉年切实执行了党的政策,把流氓头子黄金荣稳住,让黄约束其徒子徒孙,打击了流氓犯罪活动,并且使其破坏性降到最低限度,从而确保了上海的稳定。

  黄金荣于1953年6月20日去世后,又留下了一些麻烦问题。原来,黄金荣有不少财产,解放后,他的许多金银珠宝被他的一个儿媳席卷一空带到香港,剩下的不动产就非常有限了。黄家的收入日见拮据,以至于难以维持日常开支。黄家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贸然提出。后来,求助于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在1955年1月写信给陈毅市长,陈述黄家的困难;2月,章又给潘汉年写信,吁请政府帮助处理黄家的遗产问题。潘汉年接到信后,亲自批示处理了这一难题。

  对于杜月笙,潘汉年也做了不少工作,花费了许多心力,努力争取,减少帮会流氓势力对上海社会治安的滋扰。在解放前夕,潘汉年在香港就和杜月笙父子打招呼,并且得到过杜的保证。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又把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另一个儿子杜维翰找来谈话,告诉他,如果杜月笙回上海,安分守己,我们是欢迎的。杜维翰专程去了一趟香港。不久,杜维翰回上海,告诉潘汉年说:“我爸爸很感激潘副市长。只是他现在病重,离开氧气瓶不能活,暂时无法回来。不过他向潘副市长保证,他本人在香港决不进行任何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另外,他还表示,一定要关照上海的徒弟们服从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以上这些,后来都做到了。杜月笙在香港去世后,杜家要求在上海的报纸上发一个讣告。潘汉年为此请示上级得到批准。杜家的人及其门徒为此深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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