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又送来他在湖南搞调查的报告，那里农民对这个办法也有强烈愿望，他们得出类似结论。陈云称赞这个报告“观点鲜明”。但毛泽东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汇报后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毛泽东对此持否定态度，陈云打算就此问题向他直接陈述。他把这个打算给一些领导干部讲了，他们劝他再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显然，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一套政策，虽然同意调整，进行局部改变，但并未放弃，如提出“包产到户”等方案，预料他是难以接受的。
但陈云看准了的事情，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6月24日，陈云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与中央常委同志交换意见，看法基本一致。7月6日，陈云给当天早晨才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下午4点，毛泽东约陈云去谈了1个多小时，陈云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未表示意见。
几天后，毛泽东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说，他很不同意陈云的意见。但陈云是中央常委，向党的主席讲意见，组织上没有错。他还严厉地批评了邓子恢和田家英，说他们主张“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问题提得如此之高，闻者十分震惊。陈云听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他只向身边工作人员表示，这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说是“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
第三部分 忍辱负重谋大局第17节 陈云放眼世界
8月上旬，北戴河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讲话，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在半个月的会议中，集中批评了“反对人民公社”，搞“包产到户”和“单干”的思想，并批评了所谓“翻案风”、“黑暗风”等。
这次会上虽然没有点名批评陈云，但了解情况的都清楚，陈云是批评的对象之一。此后，随着国内政治气氛日益严峻，陈云的处境更加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等于“靠边站”了。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受到冲击，只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1969年10月被“下放”去江西的工厂“蹲点”。1972年4月，林彪折戟沉沙蒙古温都尔汗半年多以后，陈云才从得以回到北京。7月21日，他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央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次日即批示同意。不久，陈云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总理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
“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工作造成极大破坏。虽然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尽力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了纠“左”的努力，但极左路线对经济工作束缚和干扰仍然十分严重。虽然自五十年代末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在政治上屡遭打击，但他并不将个人沉浮荣辱放在心上，而是百倍珍惜重新工作的机会，以对党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抵制“左”倾错误、打开对外经贸新局面的工作中。
陈云放眼世界，直言和资本主义打交道
大势已定，做工作不要被老框框束缚住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交恶，占中国外贸75%以上的对苏东贸易受到极大影响。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不仅胜利渡过了三年困难，更咬紧牙关提前还清了欠苏联的债务，做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大革命”一来，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上纲上线到政治路线的高度，与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对立起来，把建国以来的对外经济交流工作贬得一无是处，实际上搞闭关锁国。
进入7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1971年中国重访联合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中国外交逐渐走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极端孤立的局面，获得了走向世界的极好机遇。外交关系的突破带来了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新契机。而且西方发达国家当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的矛盾逼着他们的资本、产品、设备、技术都急于寻找出路，中国潜在的庞大市场需求令他们心动不已，也为中国扩大对外交流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对外经贸工作仍受到极左错误政治路线的严重束缚，对与资本主义各国开展经济交流更是顾虑重重，深怕越雷池一步。这样，虽然也认识到这样的机遇，想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举步维艰，十分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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