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档案的，正是你支持的组织。你和他们穿一条裤子，就是你支持他们抢档案!”
这叫什么逻辑?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张经武还想和他们讲理：“我是支持过他们，毛主席说要我们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嘛!”
他不知道，要打他为抢档案的黑后台，是两派斗争的需要，也是中央文革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需要。
“革命”需要他承认是抢档案的黑后台，不承认就要打打态度，因此他就开始吃苦头。
他说：“有我这样的假党员吗?”
不久张经武就被两个专案组管了起来。一个是中央专案组“一办”，另一个是“五一六”专案组。
那时候，有个说法叫“老账新账一起算”，只要打倒你，就要查查你的历史问题，不要说别人，就是周恩来不也有人要查他当年在上海搞地下活动的情况吗?
直接审问他。在众多的所谓问题中，有一条说张经武是假党员。这个问题的提出很有意思。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张经武从没有想到会有人说他是假党员。他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居然成了假党员，这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
张经武记得，1930年春天，自己徘徊在武昌街头，正好碰上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同学曾希圣和伍云甫，当时自己的心情十分苦闷——在军阀樊仲秀部当排长负了伤，对自己的前途和中国的前途都感到悲观。
在这里碰见了老同学，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味道。他们走进了一家小酒馆，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那时，曾希圣和伍云甫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他们劝张经武不要灰心，可先回到樊仲秀部，慢慢再求发展。
张经武说：“给军阀干，还有什么意思?”伍云甫告拆他，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让张经武搞兵运。
张经武听了他们的劝说，又回到了樊仲秀部。也正是这样，他才得以在这一年的4月，由樊部的干校里的军需姚上进，政治教官管梓材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3人组成秘密的校委会，张经武任委员。
……
在革命的路上真是鱼龙混杂，大浪淘沙。他和这两个人各奔东西。解放后张经武还和这两个人通过信，但并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在历次填写的材料中，张经武都是这么填的。
张经武把自己回忆起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专案组，他说：“我的入党介绍人应该是姚和管，曾希圣后来也清楚。你们可以去查证。”
专案组先找了也正受到冲击的曾希圣。曾知道他的经历，却不能证明谁介绍张经武入了党。
专案组又派人跑到南京，到南京监狱翻遍了档案，找到了一封管梓材给张经武未寄出的信。并且得知姚上进已经去世，管梓材还活着。他们又千方百计找到了管梓材本人。
“文革”期间内查外调的事情很多，像这样的外调，管梓材经历过好多次，在这种问题面前他的回答首先是不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当问及他是不是张经武的入党介绍人时，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介绍他入党呢?”
专案组的人认为这是重要突破，赶快回来向上级报告。
报上去了很久，却没有音信，后来才知道，这样的事情很多。最高层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意见，认为：
大革命时期，入党可不像后来，有入党仪式，有入党志愿书。那时只要你愿意入党，组织上也觉得你可以入党，就通知你是党员了。且那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只有和你联系的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别人根本不知道。
历史曾经发生过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却发展了一批人入党，而这些党员都出生入死，为党工作。你能说这些同志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怎么是刘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
是毛主席派我去西藏的!”
专案组要他交代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所谓黑线人物问题。因为当时有人揭发他在西藏工作期间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张经武的态度很鲜明，他说：“去西藏是毛主席派我去的，那里的大政方针是毛主席定的，我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怎么能说是修正主义!”
专案组的人说：“你态度放老实一点，赶快交代你和他们的黑关系。”
“我去西藏，是毛主席找我谈的话，有什么不清楚的你们可以去问他。”
专案组认为他的态度很不好，要打一打他的态度。谁知，越打张经武越强硬。致使他们的审问再也进行不下去。
晚上，他们让张经武写交代。写什么呢，张经武面对铺开的稿纸，回忆起那一幕幕令他永生难忘的画面。
1951年春天，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代表的和谈代表团来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张经武是谈判代表之一。这次和谈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在当时引起了多大的震动啊!
后来张经武被任命为驻藏代表。是周恩来总理在紫光阁和他谈的话，向他详细交代了入藏任务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张经武说：“感谢总理的信任，我对西藏很生疏，怕完成不好这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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